lunwen.id,lunwen.ts,lunwen.title,lunwen.fabiao_riqi,lunwen.dianjishu,lunwen.zhaiyao,lunwen.neirong,lunwen.lunwen_lanmu,lunwen.category_1_x_lunwen_id 1,"2018-05-24 04:26:31",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分析,2018/5/2,135,摘要：贯彻从严治党思想以及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就备受重视。2014年12月起，全面从严治党上升为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战略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这是马克思主义在新形势下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成果。从马克……,"摘要：贯彻从严治党思想以及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就备受重视。2014年12月起，全面从严治党上升为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战略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这是马克思主义在新形势下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成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分析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中所蕴含的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对加深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地理解，把握好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内在逻辑联系有重要作用。更有利于使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推动力量，成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有力保障。 关键词：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引言 中共十九大召开以来，为了有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减，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上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重要组成部分之一[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吸收人类全部知识的基础上产生并且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的，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思想体系[2]。”中共十九大召开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正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探索、总结，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我国特殊的国情相结合所得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3]。研究分析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利于把握好其中的内在逻辑联系，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地理解，也将进一步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帮助克服新形势下党所面对的困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稳固党的执政地位不动摇，保持党的领导方向不改变，最终带领全国人民又好又快地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中的辩证法基础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在唯物辩证法地指导下，看问题办事情要用联系而非孤立、发展而非静止、系统而非片面的眼光。要学会“弹钢琴”，妥善处理好部分和整体、当前和长远、表面和本质、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提高自身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4]。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唯物辩证法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普遍联系观点在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中地体现联系作为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之一，体现在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思维规律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因此我们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切勿主观随意地分析联系，应以分析事物的固有联系为出发点，把握好联系存在和发展的各种条件。从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来看，“全面”就是联系观最好的体现。全面从严治党的“全面”体现在对党地整治是多方面的，而非解决党内存在的某个问题，以保证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以及反腐倡廉等整治内容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联系、贯通、影响。思想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第一步，这是其他整治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领导干部要做好“领头羊”，带领全体党员同志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有计划有组织地采取广大党员同志喜闻乐见的思想建设形式，以永葆党的活力、创造力。组织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石，要不断加强和完善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党员队伍建设和民主集中制建设等任务。作风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它是党的思想、组织、制度建设的外在表现形式，首先要加强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以身作则、树立榜样，其次要重视普通党员的作风教育、建立严密的作风制度体系和监督惩罚机制，并且要坚持贯彻群众路线，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不变。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保障，要加强党性教育，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制度意识，完善制度运行、监督、惩罚机制，保证制度地落实与实施。反腐倡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任务，要严惩党内的腐败之风，不断开展反腐败斗争，致力于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廉洁的执政党[5]。 （二）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在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中地体现 1.重点抓主要矛盾在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中地体现。事物均是由多种矛盾构成的，且矛盾具有特殊性，如存在根本矛盾和非根本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不同的矛盾以及矛盾的不同方面都有其特点，但相比于其他矛盾而言，只有主要矛盾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地发展起决定性作用。这就要求我们要认真分析矛盾的各个方面，找到重点，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落实到全面从严治党中，首要任务是解决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始终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部[6]。这一矛盾主要表现在部分党员放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丧失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必备的共产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7]，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在党内频繁发生，总之，产生了与无产阶级思想各种对立的思想。新形势下，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之所以成为全面从严治党面对的主要矛盾是由于，部分党员同志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日渐薄弱，其工人阶级阶级立场动摇，党员干部与普通党员之间不和谐，党内不良风气盛行，贪腐事件频发等，从而降低了党的执政能力，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最终民众反对的呼声频发，党的执政地位受到威胁。不可否认的是思想决定行动的路线，对行动地落实与实施起着支配作用，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矛盾地产生表明党内思想的纯洁性、先进性受到污染，必会对党内各种政策地落实与实施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在新形势下，集中力量解决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一主要矛盾，是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关键之举。 2.重点论观点在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中地体现。重点论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法，与均衡论相对立。要求我们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时要把握事物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能平均看待各种矛盾或矛盾的各个方面，这样便会陷入均衡论的错误，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坚定党员的理想信念是解决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矛盾的首要任务。在牢牢把握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一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坚定全体党员同志的理想信念就成为解决该矛盾的首要任务。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其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坚定共产主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远大理想，必须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作为毕生追求，要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充分的自信，各级领导干部要在实践中让党员同志和广大人民群众感受到坚定信念的强大力量。全体党员也应该将坚定的理想信念体现在落实本职工作中，面对困难不后退，面对诱惑不妥协，面对胜利不自满，面对风雨不动摇，将苦干实干精神融入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来。坚定理想信念落实到具体方法措施上则首先应该加强学习，要对尤其以高级领导干部为首的各党员领导干部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党章党规地学习，不断加强思想建党，并制定详细的学习制度，定期组织集体学习，各级党组织也要对学习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将其作为党员干部考核标准之一，从而帮助全体党员建立正确的政治立场，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从源头上解决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一主要矛盾[8]。 3.两点论观点在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中地体现。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体系的实质和核心。事物的矛盾既有主要矛盾也有次要矛盾，既有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有矛盾的次要方面。所以想问题办事情要从实际出发，统筹全局，抓重点抓主流，不能将两点论重点论分开来看，要坚持二者相结合。结合两点论，坚定党员的无产阶级思想以及帮助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两者均不能忽视。要完全解决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一主要矛盾，不仅要坚定党员的理想信念，使无产阶级思想深入全党上下，而且还要对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惩罚、净化、纠正，使其向无产阶级思想转化，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思想才能真正成为党内的主流思想，党才能永葆纯洁性与先进性。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表现形式多样，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奢靡之风，但尤为突出的则是以高级领导干部为首的部分党员，违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放弃人民立场这一根本政治立场，脱离群众路线，损害群众利益，从而动摇着党的执政根基。因此一旦党内存在上述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行为，必须对其进行告诫、惩罚，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党的群众教育路线贯彻到底。针对“四风问题”党员同志首先要对照党章党规进行自我审视，找到自己同正确作风的差距，弄清方向，明白问题所在。其次，在正视自身不足的情况下，端正自己的缺点，自觉加强党性修养，保持作为一个中国共产人的良好形象。最后，还要不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存在作风问题的党员进行重点教育、提醒，情节严重的应进行查处。如此一来，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才能得到充分地矫正，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也能够彻底解决[9]。 三、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中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 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将辩证法与认识论相结合，同时也是实践论，首次将实践观引入认识论中，是关于人类认识的科学理论。反映论是其基本前提，它承认可知论，否定不可知论。因此在认识论的指导下，我们要把实践放在首位，重视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认识，循环往复。全面从严治党的认识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观点在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中地体现 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由实践决定。人们只有通过实践实际地作用于对象，才能够对对象的属性、本质和规律形成正确的把握，产生正确的认识。实践具有第一性，是认识的来源、动力、目的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视实践，积极参加实践活动，以加深对事物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走过的全部道路都为全面从严治党理论的提出奠定基础。全面从严治党是对党的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这是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主要依据之一。全面从严治党是新形势下建设党、管理党最深刻最先进的理念，然而理念的得出源于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每一次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如1935年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县召开的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教训，纠正军事指挥上的“左”倾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一届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为后来谁领导以及怎样领导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指明了方向。正是得力于1941年5月至1945年4月的延安整风运动，才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作风的形成，让后继者意识到优良党风对党的建设的重要性，所以全面从严治党将严厉整顿党的作风作为推进路径之一。随后的建国初期，在“三反运动”中查处的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这是一起严重的党中央领导干部贪污盗窃国家财产案件，由于二者都被判以死刑，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最早因贪污被杀的官员，所以该案被称为“共和国第一贪污案”，此案给我们带来的经验教训是对于贪污腐败现象要严惩不贷，党内容不得一丝一毫的不良风气，必须将腐败苗头扼杀在摇篮中。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历经了90多年的磨砺，走过了无数艰难曲折的道路，犯下了众多错误，但每一次失败都为下一次成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与总结，不断完善，但是它并不是终点，实践不止，认识就不会终结，只会更加完善且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结合得更为紧密。 （二）“认识对实践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观点在全面从严治 党思想中地体现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正确的认识、科学的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引导实践发展得越来越好，反之错误的认识会误导实践，把实践引向歧途，阻碍实践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坚持实践的观点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又要求我们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真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落实到全面从严治党理念中就是要认识把握从严治党的规律，致力于又好又快地指导、推动党的建设工作。深刻认识和把握从严治党的规律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途径和方式之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要求从严治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通过实践总结出了从严治党的一系列规律，把握和认识从严治党的规律对党的建设是很有必要的。可以通过对党风治理的规律，党的执政规律以及党的建设规律地把握，进一步对从严治党规律全方位多角度地理解和掌握，进而指导党员干部认清执政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从党内实际情况出发，而非盲目地照搬别人的东西，更好的落实从严治党，让党完全发挥带领、服务人民群众的作用。由于我国现阶段的特殊国情，一切规律地发现都要从实际出发，从民众出发，在深入基层的实践过程中认识和把握规律，如此才能理性认知新形式下从严治党的规律，从而提高全面从严治党的实效性。[10] 四、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中的唯物史观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科学的历史观。它阐释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揭示了社会两大基本规律的矛盾运动以及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认为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并对民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这就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时刻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全面从严治党中蕴含的唯物史观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正确处理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的关系在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中地体现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指出：“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一般并不按照社会生产地位区分的绝大多数人同那些在社会生产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10]”从上述原文中可得知，正确处理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的关系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和革命事业成败的关键，而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正确处理四者关系的必要措施。执政党是其所在阶级的领导核心，而执政党是否全心全意为阶级服务，以及是否拥有一个好的领导者是决定该阶级人民满意程度的关键因素。由于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中国共产党则是代表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和同一战线的唯一执政党，因此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全面严格地整顿治理，对于实现国家发展、人民幸福至关重要。全面从严治党正是新形势下帮助建立一个高效、稳定、团结、便民的执政党的必经之路，并能够加固执政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领袖的核心地位，使其更加成熟，有利于无产阶级把人民群众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使其更好地带领全党上下，领导无产阶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完成历史的使命。 （二）群众路线观点在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中地体现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回答了谁是历史的创造者以及如何看待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这一长期困扰人们的难题。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所以要求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对人民群众负责以及虚心向群众学习的观点，并且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途径和方式之一。全面从严治党不能忽视人民群众的作用，人民群众发挥监督作用可以使党员干部的工作透明化，整治党内的不正之风，规范党内秩序，使全党上下全身心投入到为人民群众服务中去，因此想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群众的力量不可忽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最重要的是要让群众有地方说话，应主动设立群众上访机构，及时收集来访信息，加强同群众的沟通交流，对于群众指出的问题一经查实，如存在任何有损人民利益的行为，要不留余地对其进行惩治，坚决杜绝歪风邪气的生长。因此，党要在贯彻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下，坚持让人民群众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这一奋斗目标不变，并坚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绝对抛弃英雄史观。综上所述，笔者分析了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并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提出了一系列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理论的具体方法，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困难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法，对党地建设和管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不仅要牢牢把握思想建党，而且要紧抓制度建党，只有二者相互协调，共同作用，缺一不可，中国共产党才能更好地发挥其领导作用，带领中国人民向着“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稳步前进。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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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作者：吴璇 朱丽霞 单位：武汉纺织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基础论文,"{ ""1"": { ""category_1_x_lunwen.id"": 1, ""category_1.id"": 1, ""category_1.ts"": ""2018-05-24 02:07:13"", ""category_1.title"": ""哲学论文"" } }" 2,"2018-05-24 04:26:36",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分析,2018/4/20,139,［摘要］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种适用语言学，与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有深厚的渊源。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虽没有专门的著作论断，但散见在马克思相关著作中，概括为:物质性、实践性和辩证性。本研究从系统功能语言学本身的观念和理论入手，探讨该理论如何体现……,"［摘要］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种适用语言学，与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有深厚的渊源。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虽没有专门的著作论断，但散见在马克思相关著作中，概括为:物质性、实践性和辩证性。本研究从系统功能语言学本身的观念和理论入手，探讨该理论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旨在揭示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哲学理据，促进该理论的发展、完善和传播。 ［关键词］系统功能语言学;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 一、引言 马克思对语言问题极其关注，其语言观的基本宗旨是“去蔽”———去思想之蔽，解思想之困，也是“治疗”———治疗哲学因误解语言与生活而发作的“精神狂想症”(韩东晖，1997)。马克思强调语言的物质性，认为“‘精神’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马克思、恩格斯，1966:81)。马克思同时强调语言的实践性、社会性、交往性，即把语言作为一种实践方式和社会产物来理解，认为“语言与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1966:81)。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具有辩证性，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和语言都不能独立组成特殊的王国，他们只是显示生活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1960:525)。据此，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可以概括为:物质性、实践性和辩证性。系统功能语言学(简称SFL)作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主要的语言学流派之一，其创始人韩礼德(M．A．K．Halliday)教授是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他最初参加英国共产党语言学小组活动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试图发展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致力于在政治和社会语境中研究语言。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取向还体现在把语言看作政治工具，强调语言的社会责任，把语言看作意义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Webster，2011)等方面。界内学者(常晨光、廖海青，2010;李忠华，2013;何远秀、杨炳钧，2014;赵清丽、张跃伟，2015;韩礼德、何远秀和杨炳钧，2015)从宏观的角度指出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取向，但关于该理论如何具体体现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的研究不多。本文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本身出发，探讨该理论如何具体体现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以期阐释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哲学理据，促进该理论以后的完善和传播。 二、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体现 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核心内容，如纯理功能、社会符号观、层次化、级阶概念、轴关系、语境理论、意义发生学、语法隐喻以及反语言概念等，从不同角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 2．1物质性 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坚持以人类学、社会学为本，其哲学渊源为经验主义哲学思想。该理论将语言视为一套社会符号系统，语言运用指说话者根据社会文化语境在语言系统中通过意义潜势的选择来实现各种功能的过程。符号系统包含意义、社会系统、生态系统和物质系统;社会系统包含价值、生态系统和物质系统;生态系统包含生命和物质系统。语言作为社会符号系统，人们主要研究它的四个维度:(1)声学方面，(2)神经生理方面，(3)文化方面，(4)词汇语法方面———或者说，(4)词义、词汇语法和语音的核心层。可见，符号系统是在物质系统的基础上进化而来的，且一部分在不断地进化，另一部分指定为反思和行动的工具。语言的物质性还表现在韩礼德主张研究现实世界的语言，该理论的建立是依赖大量的实验结果，而非纯理论或对感性经验的探讨。韩礼德做了大量细致的研究，通过对他儿子奈杰尔(Ni-gel)的语言学习过程进行个案观察，总结出了语言的七大功能:工具、控制、交流、个人、启发、想象和告知。并由此归纳、抽象出成人语言的三大元功能，即人际、经验与语篇。语言中不同的系统相互作用体现不同的元功能。比如，语言系统的语气系统、情态系统、归一性系统和附加疑问套语系统相互作用形成系统网络体现人际功能。同样，及物性及其他系统相互作用形成系统网络体现概念功能;主位系统与新信息等其他相关系统相互作用形成系统网络体现语篇功能。此外，韩礼德主张将语言放在语境中来研究，并对语境中的语言进行了层次化:音系学→词汇语法→语义学→语境(“→”表示“体现”关系)。其中每一个层次存在由成分关系形成的级阶，如词汇语法层的级阶体现为:语素→词→词组/短语→小句→小句复合体(此处“→”表示“组成、构成”的意思)。级阶可以根据能够区分的语言单位的大小对许多不同的系统进行组织。如图2．1所示:元功能以及级阶的系统网络的形成以轴关系(横组合和纵聚合)为基础。如果从小句系统(纵聚合视角)入手，就会发现这些系统是由功能结构体现;结构中的每项功能又是由下一级阶的单位类别体现的，形成横组合体。横组合体中的图2．1级阶对不同系统的组织(Martin，2013:62)类别实际上是更低级阶系统的特征，于是这又回到了纵聚合视角。这种循环一直延续到语法中最低级阶的单位。如图2．2所示:无论是社会符号观，纯理功能，层次化理论，还是级阶概念，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无一不体现出语言的物质性哲学观，即语言基于声音(音系学)这种实体，通过体现关系编码成人们熟知的词汇语法，后者又通过体现关系建构意义，识解语境中的文化成分。各语言层次中，级阶对系统进行不同的组织，各系统互相作用形成系统网络，表达意义潜势，供人们使用时进行选择。 2．2实践性 韩礼德将语言看作一种行为，从生物体间的视角进行研究。他指出，“在语言学习中是社会而不是个人扮演着中心地位，个人的语言意义潜势是个人建立、发展并且维持他所处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手段”(Halliday，1978:12)，因此应该把语言放在社会实践中去研究。20世纪50年代初英国共产党语言学小组活动的经历有助于韩礼德语言学思想的发展，具体表现在“语域”(register)思想的建立。语域作为一种功能变体，涉及三个变量:语场、语旨和语式，分别对应三大纯理功能———概念、人际和语篇，从而将作为意义潜势的语言系统与作为实例化的语篇连接了起来。再者，作为一个政党，要分析后殖民主义社会、去殖民化、民族语言的发展等问题，这就涉及语域。再进一步说，语言的功能变异和新的民族语言所引起的问题都需要发展技术性的语域，如法律语言、政府语言等。在试图发展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过程中，他们意识到这种语言学必须是一种“sociallyaccountablelinguistics”。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是强调将语言置于其社会环境中进行研究，以解释语言的特征和本质，即注重其社会理据;同时也要强调将语言学应用于其社会环境之中，把语言学当作一种干预方式(amodeofintervention)，进行批判性社会活动，即注重社会责任。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在自身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也谨遵实践性这一原则。韩礼德(1998b:209－210)在研究科技语篇的语法隐喻时总结出成分级阶内的13种语法隐喻，并据此得出结论:各类语法隐喻都存在一个“一般走向”，即:向具体演变，其中每个成分都可以借助一个接近稳定极和持久极的成分进行重新识解。另外，“语类”(genre)理论的发展也充分说明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实践性。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马丁和他的同事们在澳大利亚不断探索语篇语类理论在多个领域中的应用，尤其是在教学中的应用，在行动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在对语言教学等领域的实际干预过程中丰富了其语篇语类理论。同样，旨在发展人际意义理论的评价范畴的建立也是在具体的语篇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Martin，2008)。此外，该理论的中心理念是:语言学研究要有它的应用价值。语言学理论是可用的、适用的，是用来解决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所以韩礼德(2006)提出了“适用语言学”(appliablelinguis-tics)———适用不是可应用(applicable)，可应用指可实现一种目的，而适用是指在不同语境中可使用的一种总体性质。随着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日趋成熟，该理论已被广泛有效地应用到了各个研究领域，如语言教学方面:语言学适用于探索儿童语言发展，特别是适用于促进儿童语言发展和第一语言学习;语言学适用于第二语言和外语的教学和学习;语言学适用于多语国家的语言教育和语言计划;语言学研究适用于探讨不同功能变体的语言等。 2．3辩证性 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辩证性体现在很多方面。除了词汇与语法、系统与语篇，口语与书面语的互补性外(常晨光、廖海青，2010)，意义发生学、语法隐喻以及反语言等概念也很好地体现了辩证性。意义研究包含三个维度:种系发生学、个体发生学和语篇发生学。种系发生学指语言话语形式的演变，称为“语言的历史”;个体发生学指儿童话语形式的发展，称为“个体的历史”;语篇发生学这个术语是韩礼德自己创造的，指的是“语篇内部话语形式的展开”，称为“语篇的历史”。这三个维度的共同点是他们的意义潜势都具有不断扩展的趋向，且种系发生学为个体发生学提供研究环境，个体发生学又为语篇发生学提供研究环境;语篇发生学为个体发生学提供素材，个体发生学又为种系发生学提供素材。与词汇隐喻相反，语法隐喻采取“自上而下”的视角，它以意义为出发点，探讨意义如何由不同表达式体现(Halliday，2000)。语法隐喻是在从语义成分到词汇语法结构配置的体现过程中出现的，包含两个概念:一致式和非一致式。韩礼德最初将一致式定义为“一个或者多个与隐喻式相对的意义表达或经验识解的典型形式”(Halliday，1985:321)，后又提出级阶一致性和成分一致性原则(Halliday，1998a:40)。前者指语义“序列”、“言辞”和“成分”在语法上的一致式体现单位，分别为“小句复合体”、“小句”和“词组、短语”;后者指语义“实体/事物”、“品质”、“过程”、“环境”和“关系成分”在语法上的一致式体现成分，分别为“名词(组)”、“(名词组中的)形容词”、“动词(组)”、“副词(组)”和“连词”。相对于一致式而言，非一致式发生了语法范畴转换(语法功能和语法词类)，且此过程产生“语义交汇”，即非一致式具有双语义成分，如“过程”可以重新被识解为“实体/事物”，后者具有“过程+实体/事物”双语义成分。一致式和非一致式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只存在一致性或隐喻性程度的不同。语法隐喻不仅说明了语言具有反应社会现实的能力，而且具有重新构建现实、塑造社会的能力。反语言与“规范”语言相对，在反社会中产生。反语言出现的前提是，另一种现实成为一种反现实，且与已有的标准相对立。反社会指的是“建立在另一个社会内一种有意识的社会，它是一种反抗的模式，这种反抗要么以被动的合作方式出现，要么以主动的敌视甚至是破坏形式出现”(Halliday，1978:164)。反语言所采用的最简单的形式是用新词代替旧词;这种形式是语言的再词汇化。反语言是实现再社会化的途径。它创造了另一个现实:其过程不是建构而是再建构。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反语言与“规范”语言并无区别:两者都是现实产生的系统。但是由于次等生活的某些特殊特征———它作为替代的地位，在“外在”现实的长期压力下(这种现实仍是种主观的现实，但是始终重申为标准)———反语言产生的现实力量，尤其是创造和维持社会阶级的力量，尤为突出。语言和反语言两者间的界限不是绝对的，但是语言和反语言间也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代替本身并不包含任何反语言:只不过是从一种语言变化到另一种语言。综上所述，意义研究的三个维度之间互为素材和环境，体现辩证的思想。语法隐喻和反语言都不是简单地对经验和社会的重复识解和建构，而是对它们的重新识解和再建构。这充分说明了，语言不仅反映社会活动中的人、物和过程，并且能够能动地去重新识解过程，建构社会。这充分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性语言哲学观。 三、结语 本文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本身出发，探讨了其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即物质性、实践性和辩证性。通过上述的探讨，文章发现: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中的纯理功能、社会符号观、层次化理论、级阶概念、轴关系等内容体现了语言哲学观的物质性;语境理论、“适用语言学”的提出以及该理论的未来发展方向体现了语言哲学观的实践性;意义研究的三个维度，语法隐喻以及反语言概念体现了语言哲学观的辩证性。上述分析说明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具有极深的渊源和高度的契合性，揭示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创立的哲学基础，同时也为该理论以后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哲学理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博大精深，具有强大的适用性，由于篇幅限制，我们不能从每个具体理论的细节入手探讨其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的体现，实属遗憾，望有志趣之士在该方面做深入研究。 作者：王志娟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语言哲学论文,"{ ""2"": { ""category_1_x_lunwen.id"": 2, ""category_1.id"": 1, ""category_1.ts"": ""2018-05-24 02:07:13"", ""category_1.title"": ""哲学论文"" } }" 3,"2018-05-24 04:26:38",谈都市治理的哲学反思,2018/4/20,123,"摘要:都市治理植根于都市人的生存状况,人的生存样式构成了治理的前提和结果。都市治理是指在都市利益相关主体公平公正地参与都市权利的使用和管理中,消除都市问题导致的生存困境,推进都市持续发展与居民的宜居、幸福的生活。当代都市人所遭遇的空间权利……","摘要:都市治理植根于都市人的生存状况,人的生存样式构成了治理的前提和结果。都市治理是指在都市利益相关主体公平公正地参与都市权利的使用和管理中,消除都市问题导致的生存困境,推进都市持续发展与居民的宜居、幸福的生活。当代都市人所遭遇的空间权利失衡和精神虚无等存在困境,构成了都市治理出场的现实性场域。然而,当前都市治理在总体上聚焦于制度层面的构建,虽能化解空间权利失衡,但尚未能有效消除人的精神虚无,因此,廓清都市治理运转的地平线,确证治理应当的运转机理,对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尤为重要。 关键词:都市治理;都市空间;生存困境;文化价值;社会制度;哲学反思 迄今以来,任何城市空间都不是完美无暇的,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需要在治理中进行矫正与完善。尤其在都市化全球加速推进的今天,城市既使人感到物质财富的丰厚性与生活的便捷舒适,也招致了空间权利失衡与“文化失乡”,致使人陷入一种“歹托邦”的存在困境。面对这种生存境况,人们迫切呼唤都市治理的出场。当前的都市治理方式在不同层面确实起到了遏制都市问题蔓延的效用,但这是否意味着此种治理模式已经合理化了呢?整体看,当前都市治理注重制度性层面的建构,体现在运用政策规范空间资源分配、协调空间权力关系以及维护都市生活秩序稳定等,却在一定意义上“遗忘”了培育文化价值、引导人的日常行为观念。显然,这种都市治理方式离“治理的完整性”要求还存在差距,虽可以在制度层面实现空间正义,实难根除精神家园的缺场,也就难以促进人应当具有的丰富性与完整性的实现。正因如此,我们描画出当代都市治理运转的基本图式,仍具有现实意义,它是拓宽治理的新视野和完善治理的运转机理,促进建构健全的都市空间来通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守望者。 一、都市治理出场的当代语境 都市问题构成都市治理出场的现实场域。都市空间作为都市人的存在方式外化,都市问题主要以人的生存困境的方式现身,这样,都市治理直接导源于都市人的存在困境。若没有人的生存困境,都市治理也就失去了绝大部分的效用,仅作为保障人们自由生活的基本手段,即保留维持都市基本运转的功能,那么,都市人面临哪些困境需要都市治理来矫正呢?当代都市在发展中蔓延与弥漫着一种新的分裂张力,即不平衡的空间发展模式。在同一个城市中生活的“平等自由”的人之间始终存在着对立与冲突,不同居民的空间活动区域与生活道路日益分化和分割,人与人之间形成了有形与无形的分隔和分野。事实上,当代都市的居住空间与活动区域已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体现为以繁荣与富足为标志的“富人区”与那些被遗弃的贫穷、匮乏、衰败的“穷人区”相区别、隔离的景象。“由于地理区域的分离(市中心和市郊,住宅区、豪华棚屋和郊区宿舍等)、可居住空间(住房内外)以及第二住宅的划分等,它似乎变得越来越无法抗拒。与空间以及空间的社会符号相比,今天,物的重要性很小,因而居住形式能构成与其他消费品功能相反的功能。在空间与地点的关系上,能构成一种一部分人趋于一致而另一部分人被歧视的功能”[1]。再者,都市空间的占有具有了社会权力与身份地位的象征意义,空间布局与建筑样式等各层面体现着社会阶层的分层性。漫步都市中,人们可以通过住宅样式辨认出不同的社会身份,也可以在日常的休闲娱乐空间感受到身份地位的差异。德波拉•史蒂文森指出,“这些空间曾是不同社会阶层与种族背景的人们自由交往的场所,但是,穷人和被边缘化的人们现在却直接或间接地被排斥在这些场所之外。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中产阶级对穷人和被边缘化的人们日益频繁地出现在这些场所中感到极为不安”[2]。随着这种生活空间隔离趋势的加重,人们之间享有的都市权利分配也在日益分割。越来越多的空间权力集中到了越来越少的人手中,操纵着公共资源的分配和享有。他们依赖掌控的经济和政治等权力比穷人拥有更大的选择权,都市空间的优质资源不可避免地聚集到他们手中,越来越多的人在都市化过程中被排挤出享有都市权利的行列。正如戴维•哈维指出:“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向新自由主义转向以来,墨西哥已经出现了14个亿万富翁……而另一边,穷人的收入却停滞增长或是减少……这种不断加强的贫富和权力的极化必然将深刻地影响我们城市的空间形式,不断出现堡垒式分割、封闭型社区以及终日处于监控中的私有化的空间。”[3]这就是说,谁富有,谁就可以优先享有与选择优质的公共服务和配套公共设施,而对于大多数低收入人群,则连基本的公共空间资源都难以享受,处于“失保”“失身份”等“双失”的生存困境。所谓“失保”是指生活在都市中,却难以享受到平等的空间资源保障,甚至反遭更深的权益剥夺,成为被边缘化、被遗忘的一个群体。“失身份”则是指生活在都市中的下层与边缘群体越来越失去对都市的认同感,没有体感到真正意义的市民感。事实上,人们不仅在物质层面遭遇到了空间权利失衡,而且在精神层面也陷入到了“文化失根”,普遍具有一种无家可归之感,“别无选择”地沉沦于一种消费化的都市生活。当今时代是一个消费化的时代,都市空间实质上已成为时尚化的消费空间,这既指都市空间本身成为了消费商品,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历史建筑被城市的标准化与商业化所取代,也指生活方式的消费化,即生活秩序普遍承认的前提是追求商品消费。就是说,“消费本是满足人们需要的手段,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成为人在劳动中失去自由的一种‘补偿’,成为人逃避现实痛苦与不幸的避难所,成为统治者实施社会控制的工具”[4]。这样,当代都市借助各种传媒迅速商业化传播和提供“光怪陆离”的“符号快餐”,让普通大众自由地在商业化的、各式的“符号快餐”中寻求如意的娱乐产品,主动运用各种“光怪陆离”的时尚体系来构建自我的身份象征,满足内心的虚无幻境。就是说,人们寄托于都市所营造的时尚化的消费情境之中,留恋于各种大型都市商场和娱乐消遣场所,在孤立无助的境遇下享受虚假个性化风格的都市商品,忘却了自身的创造性和超越性,自主性被拜物教神话所蒙蔽而变成虚假化、空洞化的消费生活习惯。结果显然,人们通过沉醉于物化的都市生活来获得短暂的心灵慰藉,真实的城市感日渐淡薄,难以找到其所属城市的灵魂根脉,再也无法感受到家园感和根性归属,整体上表征为一种精神无根与焦虑的生存样态。由此可知,当代都市已离真实越来越远,彻底摧毁了诗意栖居的可能性,日益造就着人们的空间权利失衡与精神虚无。人未能切身感受到都市化所带来的身心喜悦,反而感到更加无助与迷茫。面对这种揪心的都市境况,是否以及如何有效合法地建构出合理化的城市运转机理,维护人们公平地享有城市权利,化解都市生活的无根性,重塑城市宜居形象与恢复人的总体性,势必需要呼唤都市治理的出场。 二、都市治理向度的“限度” 都市人遭遇的生存困境构成都市治理的时空坐标,那么,按照当代都市外显的“病理结构”,都市人遭遇的空间权利失衡与精神无根性是由两种“致病因”所诱发。尽管这两个“病原体”在实际导致人存在困境时相互交织、共同协作,但仍具有不同的“致病”机理,即一个主要是制度失衡导致的空间权利日益分割;另一个则主要是文化价值向度的失范造成的精神虚无。因此,都市治理的维度应当涵盖双维度,即制度性维度和文化价值维度。然而,在都市治理现实运转过程中却呈现出另外一种图景,造成了“应当”与“事实”的分离,越来越展现出自身的“限度”,即重制度设计而轻忽了文化价值体系的培育。实际上,都市治理模式随着时空的变化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Stoker等归纳出治理模式的三种类型:朴实的、工具性的、象征性的。朴实的治理模式出现在具有同类人口和强烈地方归属感的小城镇和郊区,它们的主要目的是维持现状。工具性的治理模式则关注那些由城市政府和工商业利益集团的政治伙伴关系所指出的特定目标。象征性的治理模式出现在正经历着急速变化的城市当中,这些变化包括大规模的复兴运动、重大的政治变革,试图转变公众对自己城市的观念的形象运动,等等[5]。从整体看,都市治理主要是围绕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即制度性层面展开。正如约翰•伦尼•肖特所评价的“城市治理模式的概念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工商企业和政治活动的关系以及其中的张力、妥协和交易上,对于民主政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运转,它们都不可或缺”[5]。无论是城市空间建构,还是从个人权利保障与有序生活维护,都离不开制度性建构。空间本身就具有政治性,“空间不是一个被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扭曲了的科学的对象;它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6]。即政治经济因素弥散于家庭、工作地点以及消费领域等城市空间的各角落,这意味着,都市空间资源分配不公、权益失衡以及生活空间分割等问题,都需要改变经济政治等社会运行机制才能有效化解,即通过制定政策法规等规范权力关系与合理分配空间资源。实际上,采取理性化的制度设计与实施,重视政治经济领域建构中的都市治理,确实起到了高效率与精确化扭转空间权益不平等的扩大化趋势,促进了人们相对公平享有空间资源。也就是,建立起严格而细致的法治政策、权力监督体系等强制性手段来规范权力运作,化解空间资源分配矛盾与保障空间形态的公平支配,这也增强了人们对建构合理制度解决都市问题的信服与深度依赖。通过制度性层面的建构来有效解决都市问题已成为当代都市治理的主导原则和现代的日常思维惯式。问题在于,这种都市治理模式整体上过度依赖制度性向度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属于价值理性层面的文化价值向度的培育,虽能够解决外在的物质层面的空间权益失衡,实难使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体感到人生所向,还极可能进一步增强人的无根性存在。这是因为,人作为一个完整的、有生命的存在者,其所生活的世界必然由两个维度构成,即物质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也就是,“由于人是一个既有思想,又有肉体的实体,因此,他不仅要在思想中,而且还要在生活过程、情感和行动中反应他存在的二律背反……任何一种令人满意的取向体系都不仅含有智力的因素,也包括着人在行动、行为的各方面都力求实现的情感和感觉的因素。人致力于一个目标、一种观念或一种超越于人的力量(如上帝),是人在生活过程中追求完整之需要的一种表现”[7]。那么,城市空间作为人们生存活动的平台,它需要在制度层面和文化价值维度等两个向度同时建构才能满足人的需求,且彼此之间遵循着不同的运转机理,即社会制度层面的构建主要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人作为具有主体性的存在者,在物质生产满足自己生存需求的背后,永远存在对生存意义的探问与追求,即还具有精神生活,这就需要通过文化价值维度的构建才能给予人不断追求精神上的完满,不断向善而生存。进一步而言,人们内在的精神无根性源于技术理性的统治,它已经渗透到人的心理结构而生成了自我的意识,具有隐蔽性与无形性,左右着人的日常行为方式。都市人借助科技力量来满足物质、精神需求,得以摆脱传统社会和自然力的束缚,也被按照实证主义原则进行再规定和再塑造,因而,人的生活只是事实世界的一部分,即当今为都市生活提供出发点和基础的其实是科学事实,而不是思想。就是说,技术理性用实证精神统治着都市人的文化价值观,它对人的信仰体系进行了重新构建,人们不再相信还有高于客观事实的意义世界的存在,仅仅强调它的现存的、客观的实用性,不再探问与关注对象有无价值意义,这样,都市人的关注点已转向可见的事实世界,也就是被迷误到物化的生活境况之中,屈从和听命于物质生活的召唤,仅仅关注物质财富的生产、占有与消费,最终致使精神自由陷入无意义的状态而遭遇退场的境遇。即是说,“今天在我们这个没有信仰的社会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物化了的信仰,正是这种外在的物化信仰支撑和缝合我们生活的幻象,而幻象调节着社会现实”[8]。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物化意识已经侵入到人们的心灵,这难以通过外在的政治制度、法律规范等强制性方式来有效消除,而是需要通过获得文化意识领域的领导权,构建出以真、善、美为灵魂的文化价值观来改变人的心理结构,进而培育出真、善、美相同一的完整的认知方式,才能真正消除技术理性对都市人生活方式的宰制。遗憾的是,当前都市治理模式由于忽视文化价值向度的建构,导致整个都市缺乏一种广泛接受的文化价值体系,人们被都市治理能够创造舒适和安全的物质生活的许诺所迷惑与引导,专注于当下的物质生活与感官享受,忘却了诗意与远方。结果,当代都市人的精神虚无不仅没有有效消除,反而使其进一步强化,致使崇高的生活降格为凡庸琐屑的享乐,更加自觉地沉醉于这种现实世界之中,创造性的个体降格为功能化和同质化的客体存在,造就着都市生活的黯淡与难以想象未来前景。概言之,当代都市治理取得的成效其实是物质文化对精神文化的胜利,是在场对存在本身的驱逐。它遮蔽了文化价值维度或人的存在意义,把借助制度安排来化解都市问题看作理所当然,不仅会消解都市治理的效度,而且可能会使治理从解放人存在困境的动力倒转为人存在困境解放的桎梏,使其自身遭遇“合法性”危机。所以,都市人的生存困境的现实境况,决定了都市治理应从制度性维度与精神性维度双向切入,才能有效解决城市问题、释放城市活动,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都市治理的基本趋向:文化价值 维度与制度性维度双向联动都市空间的建构与生活布展都离不开都市治理,但当今的都市问题不再是缺少都市治理,而是都市治理在实际运转过程中逐渐“遗忘”了文化价值向度,将制度性建构转变成为自身运转的唯一向度。它所建构的都市生活秩序由部分倒转成了人们生活的全部,不仅未能消除人的精神虚无,人反而被进一步塑造成单纯的功能性物。在此意义上,重新建构出文化价值维度与制度性维度的双向联动,成为都市治理运转机制的基本趋向。依照前面的说明,可以知道:都市治理的运行应当是文化价值维度与制度性维度双向联动。都市人面对自我生存困境的挑战,在治理的进程中,除了通常的经济政治等制度性建构,还需注重精神文化向度的构建。安东尼奥•葛兰西指出,实现对社会的治理或领导,不仅需要强制性的政治制度,还需要注重文化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来制服的敌对集团,他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9]。所以破除都市权利失衡与精神虚无,需要突破当代都市治理的限度,重建文化价值向度与规范制度性向度的合理运行范围,即实现文化价值维度与制度性维度的效能双向联动。就是说,既需要发挥文化价值的效能,对物质层面的生活进行反思、引导和修正,也需要以制度性的方式渗透到一切都市空间再造与日常活动领域,影响与规范都市各个层面的运行。本质上讲,文化价值维度和制度性维度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性,文化价值构成制度性维度的灵魂与价值导向,制度运转与安排则促使文化价值成为社会运行的内在图式和机理。“双向联动”就是文化价值层面与制度性层面相互配合、相互融合,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具体到都市治理的运转机理,就是把文化价值的构建作为制度安排和运行的价值所向,从根本上改变制度性维度在治理运转中的地位,防止制度性维度对文化价值维度功能发挥的压抑,将制度功效的发挥主要集中在都市空间权力确证与公平分配的位置上。即是说,从经济政治等制度性向度切入构建出公正有效的制度法规,通过社会规章体制对人的社会行为实施强制规范和引导,进而保障都市生活有序展开,保证都市市民公平合理地享受空间权力与空间资源分配,在此基础上,从文化精神维度切入进行文化意识革命,重新焕发文化价值的生机,培育与重构健全的价值理念,消除技术理性的统治,使精神恢复其在人的存在中的位置,回到以精神健全为尺度的崇高境遇,从而根除深层的精神无根性。从微观层面讲,都市空间作为人类空间实践的结晶,透映了社会环境和人类的精神心理等独特存在印记。其实,这种特质在城市诞生之初就已具备,“人类最早的礼仪性汇聚地点,即各方人口朝觐的目标,就是城市发展最初的胚胎。这类地点除具备各种优良的自然条件外,还具有一些‘精神的’或超自然的威力,一种比普通生活过程更高超、更恒久、更有普遍意义的威力”[10]。这样,都市治理不仅仅需要诉求理性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城市,以此维护物质生活的繁荣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还应实现诗意化栖居来满足人们的精神性需求。在都市困境治理的进程中,一方面需要在民主化的监督体系下,使国家顶层制度设计更加注意空间权利的保障与维护,切实将权力限制在其应当运转的主要功能领域。即是说,做好监管与运用权利的制度设计,强化空间权利和治理的公共性,确证人们享有居住空间的均衡性与空间权益分配的公平性,使都市中的每个人都享有表达构造和规划城市空间结构的权力,具有创造美好生活的意求。通过社会权力体系规定空间权益,进而组织社会化的共同生产力在合理的范围内释放创造力,营构出有秩序的生活模式和交往方式。人在有限的空间权益内享受着无限的空间自由,一切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都可以自由和自觉地发挥创新性,造就着都市人自身自觉的生活图式和自由的思维观念,去创造更高层次的活动,促推自我生活目标的实现和追求理想状态。另一方面,都市人的精神无根性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在于技术理性用实证主义精神统治着人们的思维观念,进而迷误于物化的生活境遇,自我的精神性始终处于虚无的状态。那么,去抵抗精神虚无的挑战,必须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摆脱技术理性的统摄,也就是要消除实证主义精神对人们生存方式的左右,即恢复神圣性或曰精神性在人存在中的地位,依靠精神性的存在而回到崇高的自我。这种精神性的恢复,在都市治理中需要通过文化意识革命,重新建构出一个充满人性的都市空间才能够得以实现。每一个人都会受到文化价值观念的引导,都离不开特定的文化形态而生存,并给予自己的日常生活以意义和根据。或者说,个人无论多么具有创造性和独特性,都不能脱离特定的文化模式,都是在自身的文化生活中学会自我该如何去做,如何去选择。即人们所生活的城市文化环境的美丽或丑陋事关人们社会活动的品质和行为模式。基于此,在都市治理进程中要重新夺回“文化意识领导权”,通过文化意识的重构来对人的价值观念进行变革与引导,就是重构人文精神的地位与功效,增强对普通大众的意识引导,指认出技术理性对都市人的精神的“误置”,唤醒迷误于物质生活的麻木灵魂,唤起人对完整性和完美的期待。也就是,在都市文化构建中揭示出:正是技术理性对都市人的主观体验的抹杀,使人失去了对人生意义的探问、希望、追求,招致精神家园失落,而跌落于物化的琐碎生活之中,与本真的存在相脱离,沉沦为实证化、物质化的存在。在此之上,建构出以真、善、美相同一为基础的人文生活环境,满足了人的情感需求,即使其在情感方面自觉地认同这种真善美相同一的价值规范体系,并将其内化为人们的日常思维观念和价值规范,导引着人们的生存活动和生存方式,从而构筑出更符合人性的栖居空间。21世纪是都市化的时代,当前的都市化既给人带来了美好希望与愿景,也使人遭遇了生存困境。为了治理“都市病”,助推都市化健全持续发展和人的完整性存在,都市治理理应是不可缺失的向度。这并非是一种理论空想的乌托邦,而是建基于都市空间的现实生态环境,核心在于有机整合制度层面的建构与文化价值的培育,重建一个外显魅力且健全的空间环境,确证人的完整性在都市存在中的位置。即当代都市治理在对强化空间正义的呼唤与建构,协调诸主体空间利益关系的同时,注重到都市认同与价值观培育。应当承认,处于都市化大潮中的中国也难以避免出现空间权利失衡与都市人的精神焦虑等发展困境。准确认识都市治理的运转机理,对于中国避免治理维度缺失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刘庆申 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逻辑哲学论文,"{ ""3"": { ""category_1_x_lunwen.id"": 3, ""category_1.id"": 1, ""category_1.ts"": ""2018-05-24 02:07:13"", ""category_1.title"": ""哲学论文"" } }" 4,"2018-05-24 04:26:40",安全管理误区的哲学思考,2018/4/20,113,"摘要结合煤矿生产实际和作业现场要求，通过分析安全管理中出现的“假托”“软化”“季风”现象等误区，指出误区造成原因和危害，提出应对措施，并对安全生产标准化的盲点进行剖析，倡导“减少工序就是减少隐患”理念。 关键词安全管理；内因；质变；安全生……","摘要结合煤矿生产实际和作业现场要求，通过分析安全管理中出现的“假托”“软化”“季风”现象等误区，指出误区造成原因和危害，提出应对措施，并对安全生产标准化的盲点进行剖析，倡导“减少工序就是减少隐患”理念。 关键词安全管理；内因；质变；安全生产标准化 1安全管理的误区剖析 1.1“假托”现象 所谓安全管理的“假托”，就是本应自己管好的安全，却依赖上级代管此项工作。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内部矛盾（即内因）是事物自身运动的源泉和动力，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部矛盾（即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第二位的原因。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生产区队、班组是安全管理的内因，上级监管、检查是外因，各类检查苦口婆心，如果单位不自己“治病”，靠别人指点纠正，出事故是必然的。 1.2“软化”现象 部门规章条文和单位安全管理制度很多，监管部门（管理机构）隐患通知单和处罚也不少，但在落实中却大打折扣，看似严厉严格的条文、处理处罚却被“软化”了，以至于责任者有恃无恐。事故是残酷的，安全管理是严肃的，但在这里却变得轻描淡写。隐患得不到排查处理，三违得不到教育处罚，安全管理的链条被破坏，一定量的积累就会达到质的变化——事故频发。统计表明，十次工伤，九次是违章。 1.3“季风”现象 有这样一种情况，在一段时间内安全工作紧锣密鼓：班前会上讲、班后观看事故案例、井下现场提问安全知识、各类隐患排查铺天盖地，就像季风一样，过了一段时间一切归于平淡。但我们要知道，安全工作是一种长期不懈工作，伴随生产的时时处处，决定了安全管理也是无止境的，这种“季风”式的工作方式常导致人员在紧张状态或松懈状态下出事故，通过统计分析，这两种心理状态下的人员行为出错机率在80%以上。 2安全管理对策 2.1转变观念 意识决定行动，只有转变观念才能自我约束，变“要我安全”为“我要安全”，主动反三违、反事故、查隐患、堵漏洞。中平能化集团“三不四可”理念，充分显示对安全工作的重视和对安全管理长效性、艰巨性的认识。即“三不轻言”：安全生产无论任何时候，都要在态势判断上不轻言好转，在工作评价上不轻言成绩，在责任落实上不轻言到位；“四个可以”：在安全与生产、安全与效益、安全与成本、安全与发展发生矛盾时，产量可以降、利润可以减、成本可以增、矿井可以关，也要坚决做到不安全不生产。 2.2责任追究，绝不姑息 隐患责任追究相对于事故责任追究，超前一个层次，这样可以由直击事故变为直击隐患，超前防范隐患出现。“隐患就是事故”提法很好，出现隐患要责任追究，隐患处理不彻底更要追究。 2.3提高管理人员素质，引领团队 一个单位领导素质决定着他的团队战斗力。必须提高管理人员职业道德水平、管理水平，做到懂法、知标准。作为管理人员，应该多学一点心理学，与下属沟通了解，方能“对症下药”；深入现场，多走一条线路，多查一条隐患，多一句提醒，也许就会减少一次事故。平煤股份六矿创新这种管理人员“三多”工作法，取得了良好效果。 2.4抓基础工作，功夫下在平时 安全生产标准化是安全的基础工作，而开好一个班前会、一次“五种人”排查、一条隐患闭合整改、一项措施编制与落实、一次培训讲课，更是安全基础工作的因子。只有把这些工作做到平时，做到扎实有效，量的积累才会达到质的变化——安全无事故！煤炭企业面对成本压力，更应该“好钢用在刀刃上”。安全要投入，但绝不可画蛇添足、作秀摆样。安全生产标准化主要是强调安全，其次是文明生产，要分清矛盾主次，不要本末倒置，要的是做细、做实、做到位。 2.5依托创新，助推安全 安全工作没有固定模式，没有包治百病的良药。因为工作环境、工作地点、人员心理、设备更新都不断变化，因此要不断探索创新管理模式，改进革新生产工艺，适时投入新设备，以减少工序、减少人力，从而减少事故隐患。煤矿工作性质具有作业环境差、工序多、劳动强度大等特点。突出表现在个别工序费时、费力、废料，工效低而且易出安全问题。五小成果以“小发明、小革新、小改造、小设计、小建议”为内容，如果成功实施，在安全生产中势必发挥极大的促进作用。矛盾的统一性认为：矛盾双方相互依存，互为条件，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安全管理就是一种全员、全过程管理。工作人员互为依存、互相关心、互相监督各自不安全行为，最终实现一个安全的统一体。平煤股份六矿“大学生班”探索安全同奖、事故连带处罚的“安全牵手”管理模式不失为好做法，自2011年实施以来，连续7年未出现任何安全事故。 作者：王长平 单位：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六矿",哲学思考论文,"{ ""4"": { ""category_1_x_lunwen.id"": 4, ""category_1.id"": 1, ""category_1.ts"": ""2018-05-24 02:07:13"", ""category_1.title"": ""哲学论文"" } }" 5,"2018-05-24 04:26:45",教师建构数学教育哲学的路径,2018/4/20,116,"数学教育哲学是数学教师走向卓越的理念支撑。本文通过阐述增设哲学课程，倡导运用研究；开展哲学阅读，开阔哲学视野；躬身教育实践，习惯反思批判等几个方面，在实践中建构个性化的数学教育哲学。 一、数学教育哲学是数学教师走向卓越的理念支撑 数学教育……","数学教育哲学是数学教师走向卓越的理念支撑。本文通过阐述增设哲学课程，倡导运用研究；开展哲学阅读，开阔哲学视野；躬身教育实践，习惯反思批判等几个方面，在实践中建构个性化的数学教育哲学。 一、数学教育哲学是数学教师走向卓越的理念支撑 数学教育哲学，即对数学教育进行理性的反思与批判。立德树人下的数学教育，一线数学教师对数学教育哲学关注三大问题：学什么（即数学知识的价值）；怎么学（即怎样去进行数学教育教学）；学得怎样（即对数学教育教学的行为与效果进行理性反思）。数学教育哲学是数学教师专业素养的压舱石。中国基础教育已进入“哲学思辩”的新时代。数学教育哲学的精髓已经渗透到数学课程标准和课标教材中去了。《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中国数学经典中的题目时常进入数学高考试题。据报道，新高考还要加重“数学文化”考核比重。2017年11月，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培训课程指导标准(义务教育数学学科教学)》，将“数学学科本身、学生数学学习、数学教育教学”等各自的特点进行了综合考虑，巧妙蕴藏了数学教育哲学的精髓。卓越的数学教师必定有自己个人的数学教育哲学。北京师范大学石中英教授讲，真正的和有造诣的教育家和教育学家，必然有深厚的哲学素养。李吉林（情景教学）、邱学华（尝试教学）、吴正宪（儿童数学）、徐斌（无痕教育）等等，这些小学数学名家都是自觉学习运用数学教育哲学的典范。他们将各自的数学教育哲学观念内化在各自的教育主张之中，体现了各自的个性和时代特色。 二、教师建构数学教育哲学的路径 数学教师应以阅读内化为基础，以课堂实践运用为平台，建构富有个性的数学教育哲学观。 （一）增设哲学课程，开展课题研究，优化个性化数学教育哲学生态 有什么样的课程，就培训什么样的学生。要培育理性思维，锻造数学教师的反思与批判意识，就要将哲学纳入教师培育的课程体系。建议有三：其一，提升师范生和在职教师的数学教育哲学素养。师范类数学教育要加快数学教育哲学课程体系的建设，将数学教育哲学素养作为培育合格毕业生的必备要素。南开大学顾沛教授为学生开设的选修课《数学文化》就为渗透数学教育哲学作出了努力。随着各高校在数学教育哲学课程建设与培育质量的重视，未来我们的数学教师数学哲学素养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目前一线的数学教师，大多没有经历过系统的数学教育哲学培育，教育部国培项目、省市师培项目及其地方师培项目，就要把哲学纳入培训课程体系，作为数学教师进修的内容，用行政手段“逼”一线数学教师填补哲学空白。其二，将数学教育哲学作为重要科研课题选项，鼓励一线数学教师在科研实践过程中学习、内化、推广数学教育哲学。目前，数学教育哲学进入科研课题，更多地是从“数学文化”或“数学思想方法”的角度切入的。例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李铁安博士主持的教育部重点课题“基础教育数学文化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践研究”；国家级名师宋乃庆教授主持重庆市教育科学重大规划课题“小学数学文化的编写与实践探索”；华东师大汪晓勤教授主持的“数学史融入数学教学”，等等。这些课题如同栽好梧桐树，引来金凤凰。目前，全国十多个省市参与宋乃庆主持的“数学文化”课题；由汪晓勤教授担纲，上海市“数学教育教学研究基地”成立数学史与数学教育（HPM）工作室，从整个上海市招募成员。这种以团队的力量开展实践研究，将会加快数学教育哲学在基础教育课堂上的真正落地。当然，将“数学教育哲学”作为关键词，纳入教育部、各省市重大课题的教育科研项目还需要增加；同时，要为一线教师畅通研究通道，为一线教师创造便利条件。其三，将数学教育哲学纳入评价一节好课的标准，从评价上引导一线教师重视数学哲学的运用。 (二)开展哲学阅读，开阔哲学视野，夯实个性化数学教育哲学基础 阅读哲学，如同与哲人对话。教师多读教育哲学书籍，尤其多阅读数学教育哲学类书籍，才能逐渐形成明确的教育哲学信仰，奠定个性化的数学教育哲学基础。其一，提供相关书籍，解决有书可读的问题。如学校提供张景中院士的《数学与哲学》；郑毓信的《数学哲学与数学教育哲学》《新数学教育哲学》《小学数学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小学数学教学180例》；斯图尔特•夏皮罗的《数学哲学：对数学的思考》；曹一鸣的《中国数学教育哲学研究30年》；孙洪安的《中国古代数学思想》，等等，与数学教育哲学相关的书籍。其二，畅通信息渠道，解决养成阅读习惯的问题。有分享的阅读，才会深入与持久；持久才能养成习惯。名师工作室、学校科研部门等，要习惯关注数学教育哲学的研究进程，尤其是关注数学教育哲学提升数学课堂品质的实践案例，并将这些相关学术著述和鲜活的案例提供给一线数学教师。精心组织一线教师交流阅读体会，鼓励一线教师在自己的课堂上进行尝试运用。一线数学教师要习惯于关注张奠宙、郑毓信等公开发表的文章、讲座,从他觉走向自觉,不断夯实数学教育哲学理论基础。 (三)躬身教育实践，习惯自我观照，抓实个性化数学教育哲学关键 观照，即静观世界，以智慧照见事理。习惯性的反思、批判，做具有哲学思维的教师，是形成个人数学教育哲学的关键。下面，以“三角形的三边关系”为例，进行简要分析。首先，从学什么观照数学教育价值。学什么，为什么要学，这就是数学价值。这是教师在课前需要认真思考的关键问题。三角形的三边关系，学生需要学习的，就不仅仅是知道结论：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结论之外，还要学习数学猜测“三角形的三边究竟藏着哪些秘密”；学习数学验证（如一根吸管剪成三段，哪些可以围成三角形，哪些不能围成三角形）；学习通过细心操作与耐心计算，培育严谨的数学态度，从而实现多维的数学教育价值。其次，从怎么学观照数学教育目标。培育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是数学教育的目标。学生怎么学，才能有效实现这样的目标。这是教师在课中引导学生经历怎样的数学学习过程需要考虑和及时调整的。三角形的三边关系，知识目标是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能力目标有动手操作能力、简单的逻辑推理能力、与同学合作的能力；情感目标是“严谨的数学论证态度”等，这些目标都要通过学生的学习过程来实现。其三，从学得怎样观照教师的导教行为。学生的学习效果，往往是教师教的方法或策略上的选择与效能的反应。而教师引导学生的方法与策略，最能体现一个教师的教学智慧或机智，投射出极富个性的数学教育哲学观。如我们关注学生谈学习三角形三边关系的收获与体会——“我学会了猜测、验证的学习方法。”“原来知识之间是有联系的，比如今天的知识还可用我们以前学的‘两点之间垂线段最短’来解释。”“这节课，我们通过小组合作验证了这条结证，我觉得很有意义。”体会的背后蕴含着数学教育哲学，需要我们认真品味。正如奈勒(G.F.Kneller)所说：“那些不能用哲学去思考问题的教育工作者必然是肤浅的。”数学教育哲学为数学教师内修素养，“做数学教育的明白人”提供了理性思维的工具；为数学教育理论研究者与一线数学教师的联系搭建了桥梁，更为实现“数学课堂不仅让学生长知识，更长智慧”奠定了基石。中国足球从娃娃抓起，才有可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数学教育哲学从一线教师抓起，中国数学教育才能增强自信，才能为国际社会提供中国基础教育样板，从而赢得世界的尊重。当然，建构教师个人的数学教育哲学路径很多，策略各异，本文只是抛砖引玉。 作者：郑华恒 单位：重庆市江津区四牌坊小学校",哲学理论学论文,"{ ""5"": { ""category_1_x_lunwen.id"": 5, ""category_1.id"": 1, ""category_1.ts"": ""2018-05-24 02:07:13"", ""category_1.title"": ""哲学论文"" } }" 6,"2018-05-24 04:26:50",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路径分析,2018/4/20,115,［摘要］马克思主义的时间特征直接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哲学本身属于一项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同时哲学也是对于方法论的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所具有的某种大众化的内涵为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基础，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时代化的特……,"［摘要］马克思主义的时间特征直接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哲学本身属于一项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同时哲学也是对于方法论的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所具有的某种大众化的内涵为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基础，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时代化的特征。本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思想及认知探讨，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内涵、推进依据、推进路径三方面展开分析。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新思考;推进路径 在新时代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提法为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指明了新的方向。马克思哲学和群众之间存在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群众在进行哲学的学习中也是哲学进行传播的载体。目前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其内涵的定义以及其哲学的推进演变。具有明显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利用比较简单的语言去进行其哲学原理的阐述，在群众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散播。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是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书本走向各家各户，在人们心中展现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让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新的认识，促进群众思想的转变。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大众化的落脚点是在中国，只有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才能够借助世界的眼光，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变。结合相关的资料，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内涵主要把握以下两点: (一)马克思主义服务对象大众化 无产阶级在进行无产阶级斗争的时候，主要是将哲学作为自己进行斗争的物质基础和武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需要依靠群众，推进的过程需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同时人民群众的立场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推进的主要立足点，要做到以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为落脚点。进而满足人民群众的哲学理论需求，促使人民群众对各类哲学理论有正确的认知，从中受到启发，进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哲学。1．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要想促进哲学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人民群众的立场是关键，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才能进行更好的推进和演变，人民群众是进行哲学大众化推进的根本，所以在哲学的推进形式、内容以及方式方法上都应该将人民群众放在首位。人民群众的利益是进行推进的根本，所以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实现大众化与中国化的有效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2．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大的优势在于，其理论具备一定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具备实现大众化的先天优势，内涵真实地反映出人、自然的思维规律，因此，具备较强的真理性。人民群众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能够实现自身的价值，维护自身的利益。3．解决人民群众问题。当前国际环境复杂，我国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在此背景下各类社会矛盾、热点、难点也在不断增加。热点问题会直接引发人民群众的思维困惑，只有运用正确的理论知识、思维方式，才能够及时解决这些问题。由此可见，在实际的工作中，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一个认真负责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去面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的各种问题，在进行问题的解决中主要是利用唯物辩证的方法论为主要方式，并且利用该观念对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产生明显的影响。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达方式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于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是抽象的理论知识与实际情况之间的高效统一。若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作条文，采取人为说教的方式，将无法发挥其该有的作用。由于哲学理论知识较为抽象，只有将哲学理论落到实处，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具备中国作风，能够借助通俗、简单、形象的方式，将哲学理论传播给人民群众。采用群众语言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过群众语言并且结合生动形象的具体事例，让抽象的理论变得具体化，形象化，如《矛盾论》等名篇。以此让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实质，最终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民群众中得到更好的应用。 二、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具体依据 (一)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时代发展的诉求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社会改革引发了很多的新问题，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另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认知论能够指引在时代发展过程中出现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推进是时代发展的诉求。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干部群众的期待 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人们的意识也反映着社会现象。社会发展中存在一些问题给人们的认识造成了一定的困惑，在这种情况下大众期待哲学工作者对相应的社会问题进行合理的分析，这就需要途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理论需要。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推进是哲学研究与宣传工作者的义务 哲学理论研究工作者与宣传教育工作者的重要义务与重要课题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同时，在推进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中，编写相关读物以及撰写相关文章是十分重要且必要的。通过相关读物与文章的撰写能够在人民群众与哲学理论之间架起一道沟通的桥梁，以此达到人民群众能够熟练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础的目的。 (四)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者主张 至今为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坚持的原则，坚持用科学的理论动员群众和教育群众。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张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且撰写了《矛盾论》的文章。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又一次强调，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学习主要是将马克思主义实现大众化的管理，广大干部群众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和掌握的主体，自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中社会发展的实情进行有效结合的原则，同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过程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演变过程，在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中具有连续性。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主要路径的新思考 (一)科学树立大众化意识 通过查阅资料文献可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我国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哲学依据，而我国革命建设及改革开放又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历史实践证明，当今社会变化均依托于大众化哲学。针对此，广大人民群众在深入探讨与学习哲学理论时，应当科学树立大众化意识，并以此强化马克思主义信念。从某种层面上讲，“哲学无用论”并不符合实际。在这些年的发展历程中发现，国内各高校开办的哲学专业招生人数逐年递减，这不仅是因为喜欢哲学的青少年人数较少，更是因为国内哲学市场并不景气。加之某些哲学工作者只知道埋头读书，搞哲学研究，却未重视宣传与普及哲学思想，以致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被国人冷落。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首先要做的便是让人们深刻了解到哲学理论与哲学实践本质之间的关联性，明确哲学思维和实践活动所发挥的社会引领作用，一切前提便在于树立大众化哲学意识。 (二)合理推进大众化教育宣传工作 作为一项持久且任务繁重的系统性工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大众化需要联合我国新闻媒体、哲学研究部门、高校与出版社一起，在各自领域发挥自身职能，以此推进大众化哲学。具体说来，哲学研究者有必要深入实际，从实际出发选择合适课题，以此深入且系统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诸如:哲学大众化内涵、大众化哲学可行性、哲学大众化方法与路径等都是可供研究的内容。于出版社来讲，应当根据国内当前形势，编排不同风格或不同形势，但易于普及的哲学读本(通俗性)，在这一方面可参考《学哲学用哲学》、《大众哲学》等书籍。此外，新闻工作者与各高校应当大力宣传与报到哲学大众化的深层涵义，加大思想政治宣传力度，并建立信息化资源共享平台，将最新、最有效的哲学思想上传到平台中，鼓励和方便广大青少年学习，引导他们正确树立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与观点。 (三)有效夯实大众化基础与生长点 只有当人民群众真正认识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从思想上转变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不断提升自我，将哲学思想转换成改造世界的思想与行动利器，以实现更好的世界生活，而这便需要一步一步夯实大众化之哲学基础与生长点。首先要做的便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扎实的大众化群众基础。具体来说，政府相关部门要通过与社会新闻出版单位的合作为广大群众提供学习哲学的条件，逐步实现在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渗透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其次便是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奠定大众化哲学之制度基础。这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工作者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工作，相关宣传工作等工作。最后应从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际程度出发，奠定大众化群众组织基础。这需要通过通俗化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展示出来，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是实现大众化的基础，只有让人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够人民群众接受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以上方式能够推行哲学大众化在国内高速、稳步的前行。综上所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推进工作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把握以人民为中心这个时代命题，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真正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和运用。 参考文献: ［1］王振民，尚庆飞．在新的起点上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6(5):5－10． ［2］刘思彤．跨文化视角下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研究———以广西为例［J］．广西社会科学，2016(3):16－21． ［3］杨鲜兰．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5(3):19－24． ［4］李春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要素运行的矛盾［J］．广西社会科学，2016(8):7－11． 作者：司永慧 单位：中共丹东市委党校",大众哲学论文,"{ ""6"": { ""category_1_x_lunwen.id"": 6, ""category_1.id"": 1, ""category_1.ts"": ""2018-05-24 02:07:13"", ""category_1.title"": ""哲学论文"" } }" 7,"2018-05-24 04:26:52",谈体育现象产生的哲学反思,2018/4/20,106,摘要：本文主要对适应体育学科的发展进行分析，从哲学、社会学的角度阐述适应体育产生的背景及原因，旨在厘清适应体育发展脉络，挖掘其产生与发展的哲学基础.通过分析发现：残障现象是人类进化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客观现象，依照目前科技发展我们对……,"摘要：本文主要对适应体育学科的发展进行分析，从哲学、社会学的角度阐述适应体育产生的背景及原因，旨在厘清适应体育发展脉络，挖掘其产生与发展的哲学基础.通过分析发现：残障现象是人类进化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客观现象，依照目前科技发展我们对残障的发生仍然难以预知；适应是人类进化的一个必然过程，源自人的需要的适应体育与人类发展相适宜，其本质问题在于内在的自身和外界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的融合，这是人类摆脱自然困境的选择；适应体育归根结底就在于人的生存与发展. 关键词：残障；适应体育；哲学 自有人生，便有残疾，这是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现代社会的残障人较之过去已得到很大程度的尊重和理解，在体育领域也获得广泛的认可，但是仍然有人常常对残障人运动参与提出质疑.可以肯定的是，残障人虽然伴随一定的运动障碍，但只要有足够且适宜的条件，多数残障人是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参加适合自身特点的体育运动的.为了改善人们对“运动障碍现象”认知，文中选用了残障一词来定义那些因身心残疾或存在运动障碍的人群.这些残障人不但能够参加体育运动，而且有许多残障运动员还在各类比赛中创造了优异的成绩.邓朴方先生曾说过：“残障人体育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特殊意义.它超越缺陷，通过意志、技能、体能的较量，向生命的潜能挑战，展示人的创造力和价值，同时促进康复，陶冶情操，增强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推动平等参与.”这个论断高度总结了适应体育存在的哲学意义. 1残障的必然存在和适应的必然过程 哲学承认的是事实，是对客观的认识，通过事实本来面貌挖掘其本质.残障现象既有普遍性，也有必然性.自有人生，便有残障.它们是一种必然存在. 1.1残障现象是人类进化中无法回避的事实 在我们生活的土地上，自有人类出现，便开始了对自然和世界的探索与发现.早期的人类因生产力水平低下，对很多自然现象无法解释，由此人类产生了两种心理倾向：一是因为“无法解释”而产生的“恐惧”心理，并由此萌生了最早的宗教信仰和自然崇拜；二是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欲”，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各种具有挑战性质的社会活动，如狩猎、战争、早期的身体教育等等.两种心理现象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讲，有力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对于残障人而言，无论是“魔鬼的附身”，抑或是“轮回报应”，均产生于早期人类很难准确的解释“残障”这个无法避免的自然现象.1.1.1残障是大自然平等的选择上帝创造亚当，而当上帝取出亚当的肋骨创造女人的同时，亚当便成为了所谓的残障.一位适应体育的受益者曾谈及“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是生物进化过程中的一个角色.”其言所谓进化，并非是指向先进方向的变化，而是为了适应环境而进行的变化.所以，只要是现今仍然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物种，都可以认为是成功进化的物种.人类具有的智慧和身体，也不过是为了适应环境变化而进化的一个功能而已.如果在面对环境的改变时不能做出对物种延续，或者说对基因的存活有利的反应，仍然可能会被淘汰.所以，没有所谓的最先进、最高级，有的只是永恒的变化与适应的斗争.残障人同样是大自然的一个选择.残障的出现不会因为种族、肤色、性别、经济、政治等的不同而改变.残障面前人人平等，不同的只是人们对待残障的态度和处理方法.当然，大自然如同上帝一样不是万能的，它不可能设计出一个能够适应任何环境的生物.因此，造物主在创造生物时，总是根据环境条件的需要，使用最简洁的生理构造最少的器官，使其发挥最大的效用.然而，环境是各不相同、瞬息万变的，即使像人这样的高级生物，也不外如此.在产生先天残障的同时，也会赋予其新的技能.犹如盲人的听力会异常发达一样，残障现象会伴随着“功能性补偿”的改变.同样，残障人也可以通过后天的意志努力来完成各种新的挑战.1.1.2残障是难以预知和不可避免的现象残障是一种心身状态.处于这种状态的人，由于躯体功能或精神心理的障碍，不能或难以适应正常社会的生活和工作（WHO1980）.人们采用了已知的多种手段和方法最大程度上预防或减少致残性疾病和伤害的发生，限制或逆转由伤病而引起的残障，并在伤病发生后防止转变为残障.尽管如此，也始终无法避免残障现象的出现.首先，人在一生中随时可能会面临各种致残的因素.有些因素是可以避免的，如遗传、发育缺陷、意外伤害、疾病、环境和行为因素致残；有些则是客观的必然，如由于人口老龄化后生理功能衰退而导致功能障碍等.虽然我们在努力的控制局面的恶化，但至今仍未解决预防残障的全部问题.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频繁、工作节奏加快，以及生产安全事故、交通事故和环境污染等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都增加了残障发生的风险.其次，人一生中残障可能发生在不同年龄阶段.先天性残障的发生主要集中在婴幼儿时期；学龄阶段则可能产生传染病致残和创伤及伤害致残；在工作年龄段，创伤和伤害致残的风险会增加；随着年龄的增长，要逐步增强对非传染性疾病致残的防范；老年人则要重点防范退化性疾病致残.可以说残障与每个人息息相关.而适应体育的产生和应用也覆盖到了不同的年龄阶段和社会阶层.同时，适应体育的研究也涉及到了教育、竞技、康复和娱乐等多个领域，为不同需求的残障人士提供了多种选择。 1.2适应是人类进化的一个必然过程 适应（Adaptation）在生物学的范畴中是指生物个体的生理或行为特征，经过了长时间的天择作用之后，在某个环境下能够顺利的繁衍，并增加数量.有时候“适应”会被用来作为“天择”的同义词.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适应”是指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而对自身内在和外在的自然与社会所进行的协调一致过程.其适应的对象应该包括：空气、水、食物与养分、物理状态（客观环境、运动状态等），在障碍环境下生存、生殖、寻找伴侣，以及对以上各种状况发生改变时的反应等等.适应是人类进化的基础，适应是人类发展的根源.前者是基于人的生物属性，而后者则是针对人的社会属性.首先作为自然人，适应自然变化成为人类生存的法则.人类在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中得以生存是依赖于快速而有效的适应性改变.其次作为社会人，适应是一种发展.人类继承先天的变化，并在其基础上进行改造和加工以适应后天的变化.这里的“先天”与“后天”是相对而言，即残障获得的前与后.由此看来，所谓人类进化的本质就是不断地适应.索伯的生物进化学哲学研究认为，所有的进化行为都归结为两个过程：一个过程是适应性的获得和保持，另一个过程生物器官多样性的起源[1].“更好地适应是在为生存而挣扎，生存就是为了更好地适应”.通过自然选择实现“适应”并没有一个坚实的现实基础.由此我们可以认为：（1）人类需要适应；（2）人类适应是在自然选择的基础上获得并保持的；（3）人类适应的获得和保持需要外在的条件和作用力共同配合之下来完成.体育，因为其外在的活动形式和内在的本质特征，成为推动人类进化、促进人类适应的一种绝佳的方式和途径.正因如此，人通过身体获得教育既成为可能，又显得必要.因为在先天或后天的自然缺陷与生物匮乏性以及人类面对大自然弱肉强食的法则和不可抗力的威胁面前，若不借助文化的力量、身体教育的力量，作为一个自然物种的人类不可能在生存竞争中生存下来. 2适应体育的产生与人类发展相适宜 2.1适应体育是人类摆脱自然困境的选择 人类在最近百年间，迅速发展的生产力使人类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自然选择.作为标志之一就是残障人得以生存甚至繁衍后代，并随之衍生出众多的专门学科.适应体育就是其中之一.适应体育的产生和发展成为人类摆脱自然选择的成果之一.从生物学意义上，我们有超强的能力来适应和改造这个世界.首先，任何物种的进化都是朝向不断的适应环境的方向，只是手段和方法有所不同，但没有高级和低级之分；其次，人类已经有能力并有意愿改造进化过程中出现的多样化角色.适应体育围绕残障人士身心和谐发展的中心，努力将体育-这个最佳工具的良好功能，发挥到最大限度. 2.2适应体育本质在于内在自身和外界障碍的融合 人的身心和谐发展是内因与外因作用的统一.适应性体育活动就是要遵循人发展的内因和外因统一成一个整体，正确对待内外因的相互作用关系.无论是适应性的竞技体育，还是适应性体育教育，抑或是健身锻炼，都要首先了解作用对象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发展特点及学习程度，然后根据其特点，充分调动作用对象的主观能动性，使之积极地接受适应性的干预和影响.人的发展是量变与质变的统一.量变即渐变，质变即突变.所以，人的身心发展又是渐变与突变的统一.人的发展由于自身的遗传特征、生存环境及教育和文化环境影响的不同，个体发展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不同年龄阶段，人的身心发展也具有不同特点.这种年龄特点不仅有阶段性，而且具有顺序性.人发展的各个方面又是完整的统一.要使每个人都实现社会化，成为完整的社会人，就必须坚持全面教育、普遍适应，促进适应对象全面、和谐的发展，使每个人都成为“健康”的社会成员.适应对于常人而言，具有重要的发展意义.而对于“有特殊需要的人”来说更具有现实意义.适应是多方面的，适应的效果是内在自身和外在障碍的相融合结果.二者协调一致，方能更高效、更深度的促进人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从生理功能性障碍角度讲，适应是维持残障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残障人是典型的弱势群体.“特殊需要”使残障人在生活、就业、教育等各方面受到许多限制，这些限制严重威胁着残障人的生存和发展.适应体育能够从外部作用上弥补残障人因生理缺陷导致的实践能力不足，进而逐步改善残障人的生存境遇.从心理融合与社会接纳角度讲，适应是改善残障人心理弱势地位、提高残障人生活质量的内在需求身体的障碍致使残障人面临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这些困难形成了残障人特殊的心理状态.由于自身实践能力的缺憾和社会的种种不公正和非人道现象的存在，残障人在教育、就业、社交等方面都与健全人存在差距，显著的社会排斥导致残障人的自我封闭和“社会逆融入”，交往范围和活动空间变得十分狭窄，进而产生自卑感和孤独感；多数残障人在遇到困难、生活境遇不佳时，都会将身体的残障归结于上天的不公，产生抱怨心理和宿命心理，容易自暴自弃，甚至走向极端；特殊群体属于社会弱势群体，强烈的依赖心理与炽盛的自尊心形成互补，反映出残障人对融入社会极度渴望的表现；坚定的意志和持久的耐力成为残障人改变自身的生活状况有力保障；理想与现实的强烈矛盾感给残障人带来更多的失落.适应体育的宗旨就在于通过适应性的改变帮助残障人改善生存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舒解残障人的身心障碍，为残障人更好地融入社会提供现实可能性. 3适应体育产生的根本动力来自人的需要 从根本上说，人们决定选择和实践适应体育是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推动的结果.但从具体过程来看，却起始于社会和个体需要的动力问题.社会和人的逐级递升的需要是驱使人们开展适应体育活动的起点和归宿，也是构成人们对适应体育选择的重要心理动力[2]. 3.1需要是适应体育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 人类活动的基本动力是需要.人类需要内在属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需要和满足之间具有不可分割性.人类的需要是指人在生存（自然属性）和生活（社会属性）中为其延续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某种客观要求反映.这种要求或来自机体内部，或来自心灵深处，抑或来自外围环境和社会诉求.这种需要一旦产生，首先通过某种生理或心理的不平衡反映出来，形成一种显性（或隐性）匮乏状态，进而产生一种不可遏止的满足需求的态势.另一方面，人的需要永远得不到满足.“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它一切动物”[3].人类的需求涉及到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而这些需求永远无法得到充分的满足.按照马斯洛的心理需求学说所讲，人的需求是有层次性和递进性的，当低级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就会产生更高级的需求.所以人的需求永远无法被满足.这也恰恰成为适应体育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 3.2永远满足不了的需要是适应体育价值的体现 人类在进化和发展过程中面对选择时，总是首先判别它的用处，适应体育也是如此.“‘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4].适应体育的价值反映着人的需要，这也恰是适应体育对人的发展的真正意义所在.作为体育学的一个分支，适应体育首先要完成体育的价值.人类对适应体育的需要是多个方面和多个层次的.不同时期内，在不同层面上得到需要的满足，决定了人们对适应体育价值的不同认识，也会形成了不同的价值思考及判断.胡小明教授曾对体育的不同的价值区域加以分析[4-5]，我们不难发现适应体育同样主要在三个区域满足着人对适应体育的需要：自然价值、社会价值、人文价值.适应体育是人类为残障群体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而创造的一种改善生命质量的文化形态.人类永远满足不了的需求便成为了这些最高价值的最好体现.生命的残缺是人类进化发展的必然代价，残障这个简单的词汇预示着无数的痛苦和不幸.残障人有着比正常人更加美好的梦想、热切的渴望和不屈的抗争.但社会上有很多人对残障有偏见、误解与歧视，所以有许多残障人等着我们的理解与尊重.不论是健全还是残障，生命的本质都是高贵的.适应体育的出现，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 [参考文献] [1]索伯著,欧阳敏译.生物演化的哲学思维[M].台湾: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2000. [2]卢雁.中国适应体育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传媒出版公司,2008.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四十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胡小明.体育的价值区域与探索路径[J].体育科学.2007(11):9-14. [5]胡小明.人文体育观的渐入和生物体育观的淡出[J].中国学校体育，1999（02）：65-65. 作者：刘哲 单位：包头师范学院体育学院",哲学内涵论文,"{ ""7"": { ""category_1_x_lunwen.id"": 7, ""category_1.id"": 1, ""category_1.ts"": ""2018-05-24 02:07:13"", ""category_1.title"": ""哲学论文"" } }" 8,"2018-05-24 04:26:58",西方哲学引导—探究教学模式,2018/4/20,125,摘要西方哲学史“引导—探究”教学模式结合了西哲史“爱智之学”的学科特点，是以强化师生互动为核心的一种创新性的教学改革模式。该模式旨在培养学生自主探究性学习的能力，以问题为导向激发学生的探究热情，鼓励学生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辨，以期促进高素质综……,"摘要西方哲学史“引导—探究”教学模式结合了西哲史“爱智之学”的学科特点，是以强化师生互动为核心的一种创新性的教学改革模式。该模式旨在培养学生自主探究性学习的能力，以问题为导向激发学生的探究热情，鼓励学生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辨，以期促进高素质综合性人才培养的教育改革。 关键词西方哲学史；引导；探究；教学模式 西方哲学史作为一门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在中国高校中已开设了近百年，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西方哲学史课程体系的设置也不断发展变化。西方哲学史作为哲学专业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西方哲学史课程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如何突出哲学的鲜活性特征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因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局限，以“教”为中心的课堂教学使哲学理论与现实生活脱节，哲学学习变成了记忆一些枯燥的哲学概念或命题，严重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为了突出西方哲学史实质上是哲学家作为爱智之人对问题的不断探索这一特点，应引导学生重走哲学家的心路历程，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培养其自主创新意识。西方哲学史“引导—探究”教学模式以人本主义学习理论为基础，旨在通过教师有效的“导”，促进学生积极的“学”，从传统的以“教”为中心转到“学”为中心，使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成为了问题的发现者、解决者，居于主体地位，而教师只是引导者。 1“引导—探究”教学模式的内涵及依据 “问题”是西方哲学史“引导一探究”教学模式的关键，鼓励学生发现并提出问题，引导学生分析问题，鼓励学生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等方式去发展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问题常常伴随在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问题是实践的起点”也是思维的起点，因此创新性思维的培养关键在于学生是否具备强烈的问题意识。[1]学生通过课堂上与老师、同学的讨论、交流等多边交互活动以此探寻解决问题的途径或方法，主动地获取知识，这种教学模式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情感和体验，使哲学教学成为一种激发理论兴趣、启迪哲学智慧、交流思想观念、碰撞内在心灵、师生双向互动的积极过程，这正符合西哲史作为“爱智之学”的学科特点。[2]实际上，哲学教育有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对话。辩证法的希腊文是dialektikos，它由两个部分构成:dia和lek(lec)。Dia相当于英文的through（通过），lek（lec）的意思是“谈论”、“言说”。因此，辩证法的本义就是“交谈”、“对话”，辩证法“dialektikos”就是一种通过相互交谈和辩论达成论证的一种学问。“对话”之所以是“对话”就是学习哲学家们的思想并不是“单向性”的受动活动，而是“双向性”的互动活动，[3]是人类智慧的碰撞，这是哲学教学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西哲史区别与其他一切学科的重要特点。通过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对话，使学生积极的投入到课堂学习中去与教师一起探究和发现哲学问题，共同追寻智慧，这正符合人本主义学习理论代表人物罗杰斯所提倡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要求，主张学生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在能力，能够愉快地、创造性地学习。 2西方哲学史“引导—探究”教学模式的目标定位 对西方哲学史课程性质的不同理解一直影响着教学目标的确立。长期以来，由于对自然科学的推崇和受近代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对哲学学科的性质我们一直存在一定的误解。[4]例如我们习惯性地将知识学科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科学，一类是社会科学，哲学自然而然的就被划分为社会科学。源于这种认识，传统的哲学课堂教学则以讲述主要观点、阐述知识要点为主，然而，这种灌输式的哲学教学方法背离了哲学的本性，使学生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思辨。西方哲学史“引导—探究”教学模式重视师生的多边互动，强调以问题为纲，把问题贯穿在课堂教学的始终，不再机械强调知识点的记忆。在整个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发现并提出问题，鼓励学生积极思考、相互讨论，再为学生讲解哲学家们是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的，他们运用了怎样的思维方式，在探寻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学习哲学理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西方哲学史“引导一探究”教学模式的设计策略 西方哲学史“引导—探究”教学模式的设计关键在于利用多种教学手段设置科学探究的问题情景，教师应试图营造较浓厚的探究氛围，通过对问题的精心设计，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使学生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通过课堂研讨的方式，在师生多边互动的过程中，相互交流使思想的火花得以迸发，加深哲学理论的学习。 3.1教学设计要重视教学情境的设置 教学情境的设置应坚持富有启发性和具有探索性的原则，能够较好地营造出互动性强、学生参与愿望强的教学氛围。因此，设置教学情境的关键是激发学生的求知欲。现代教育心理学家们认为：好奇心是人类求知的原动力，人类对新奇事物有一种注视、接近、探究的反应，一旦这好奇得以回报、满足、就能产生求知欲和学习动力，培养起学习兴趣。利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如视频、音乐、图像、辩论等多元化的教学方式来设置直观、生动、探索性较强的问题情境，渲染课堂探究氛围，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探究热情。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初次面对陌生的西方文化，可能表现出对自己观点的不自信，即使发现问题也不积极同老师同学讨论。这时，教师要善于鼓励学生，运用语言的技巧，既要营造热烈的课堂气氛，又能抓住学生思维的闪光点，使“引导—探究”教学能够顺利开展。 3.2以问题为主线，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 教师能否提出富有挑战性和吸引力的问题，能否使学生产生问题意识是“引导—探究”教学的关键。好的问题会激起学生强烈的学习欲望，使学生有思考的冲动，能活跃学生的思维，有效培养其创造性思维。现代教育心理学研究指出：“学生的学习过程和科学家的探索过程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因此，设计问题，并鼓励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是“引导—探究”教学的开端。那么，什么问题才是学生能对知识进一步思考的好问题？好问题的不是以“知识”为目标，即它引出的不应仅仅是对知识等信息的回忆，比如，“柏拉图的理念论是什么”或者“什么是苏格拉底的目的论思想”。好问题的目标是领会、运用、分析、综合、评价，它要求学生对信息要有一定程度的评价。这种问题有一种富有创造性和开放性的问题情境，问题虽已给出，但与问题有关的信息需要学生自己去挖掘和补充，这种问题有助于引导学生成为探究者和发现者。好问题有利于学生摆脱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促使学生对已有知识进行加工，有助于创新性思维的发展，例如，柏拉图理念论为什么是对其先师苏格拉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这个问题不仅能启发学生结合哲学家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对其思想进行分析，还能使学生进一步思考柏拉图提出理念论的原因。教师应引导学生对柏拉图之前哲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并把讨论的重点放在理念这个概念的特殊性上面，引导学生自己找出“理念”与苏格拉底的“类”概念之间的异同。这种教学方式最大的优点就是改善传统的师生关系，切实发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3提倡自主探究性学习 西方哲学史“引导—探究”教学模式使学生的学习不仅仅拘泥于课堂，因为课堂的问题探寻和深入讨论需要学生在课前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因此，学生在课外从事的与学习有关的活动，是“引导—探究”教学模式不可缺少的辅助手段和补充环节。学生通过自主学习、自主讨论等方式深化对课程基本内容的学习，教师可通过电子邮件、网络论坛等多种形式帮助学生解答在自主探究过程中的难题，并及时获得课堂探究效果的反馈。教师还可引导学生自主组织辩论赛、积极参与学术征文、学术会议和学术讲座等学术活动，帮助学生申报与课程相关科研项目以提高其自主探究性学习的能力。西方哲学史“引导—探究”教学法的创新性体现在教师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和自主探索新知识，古希腊哲学家们“追求真理、学以致知”的探索精神深深感染、影响着后来的真理追求者，西哲史这门学科实际上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能力。教师在引导学生探寻问题的过程中，通过不同观点的比较、辨析及论证，不仅使学生熟悉并掌握基本的知识点，还提高了他们的思辨能力。学生要想抓住解决问题的核心，不光需要回顾已学知识还迫使他们从正反两方面思考问题。总而言之，自主性学习能力的培养是“引导—探究”教学模式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西方哲学史教学改革的关键。 3.4考试方式改革 哲学史一贯采取的闭卷考试模式易使学生养成死记硬背、封闭僵化的学习方式。[5]“引导—探究”教学模式的成功构建还需从考试方式上进行改革，追求统一的标准答案不应是判断考试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名词解释、单项选择等考查固定知识点的题型应适当减少，重视分析、逻辑、论证等考查学生综合能力的题型应适当增加。可以借鉴一些高校的哲学系硕士入学考试试题，这些试题更重视学生哲学理论素养的考查，即重视论证过程，而不是知识点。实际上，这种西哲史课程的考查方式更符合哲学教育的特点，它能给学生一个正确的价值引导，即学习西哲史并不像学习其他课程一样注重知识点的掌握，而应让学生认识到发现问题、探求知识的过程远比追求标准答案更重要。 4实践中的反思 首先，西方哲学史“引导—探究”教学过程中要加强不同观点和思维方式转换的引导。因西方哲学史流派繁多，人物复杂，观点差异较大，这就使得各个时代、各个时期的哲学所关注的问题和特点都不一样。[6]即便是同时代的不同哲学家，他们所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都不一样，如在古希腊时期，就有前苏格拉底哲学、苏格拉底时期和后苏格拉底哲学之分，在自主探究的过程中如何抓住各个时期哲学思想的不同特点和主要问题是“引导—探究”教学的难点。在教学实践中，出现过因没有对这个问题予以重视而未达到教学预期的情况。笔者认为处理好此问题的关键就是引导学生掌握大的思想脉络，帮助学生抓住时代特点和思维方式，培养学生在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之中自如转换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在自主性学习中准确把握哲学家的思想。其次，在讨论过程中避免对某一哲学家或其思想简单地贴上唯心或唯物的标签，要引导学生进行辩证的思考。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只要一提到唯心主义学生就给其贴上错误的标签，或对其思想产生抵触情绪，使得之后的探究性学习难以深入。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教师应提醒学生，不应对某个哲学家的观点做出或对或错的简单评价，仅仅把其叫做唯心主义是远远不够的。[7]如柏拉图的理念论，教师引导学生理解这种客观唯心主义在西哲史上的贡献，认识到柏拉图的理念论在各个方面的影响都很深远，在明确这种贡献之上，才能做出合理的评价和深入的思考。总而言之，在西方哲学史课程中运用“引导—探究”式教学模式，旨在通过师生共同探究来促进学生对哲学理论知识的理解，使学生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探究过程中，锻炼自己的自主学习能力，这种教学模式既符合西方哲学史的学科特点，还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2]罗龙祥.哲学践行与哲学教育的双向启示[J].教学与研究,2001(10). [3]马志伟,马丽.西方哲学导论[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13. [4]韩震.以哲学的方式进行哲学教育[J].中国高等教育,2004(6). [5]石中英.教育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77. [6]刘放桐.从哲学史方法论高度改进和拓展现代西方哲学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2). [7]李伟.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康德关于形而上学的重建[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6(1). 作者：高佳 彭柏林 单位：湖南理工学院政法学院",哲学理念论文,"{ ""8"": { ""category_1_x_lunwen.id"": 8, ""category_1.id"": 1, ""category_1.ts"": ""2018-05-24 02:07:13"", ""category_1.title"": ""哲学论文"" } }" 9,"2018-05-24 04:27:00",教学设计方案模型的哲学思考,2018/4/12,64,［摘要］教学设计方案是否需要统一的模型是教学实践的疑难之一。从设计活动内在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及设计方案的功能与作用的哲学层面，分析其共性与个性、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同一性”是进行设计活动的共性原理，是设计者进行自觉设计活动的基本理论……,"［摘要］教学设计方案是否需要统一的模型是教学实践的疑难之一。从设计活动内在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及设计方案的功能与作用的哲学层面，分析其共性与个性、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同一性”是进行设计活动的共性原理，是设计者进行自觉设计活动的基本理论依据；“统一性”是设计结果的形式，是保持不妨碍个性化设计结果的一般载体。“同一”即“统一”，“同一”性的原理为高职教学设计方案统一模型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论的指导。 ［关键词］教学设计；模型；哲学思考；同一性 一、思考问题的提出 教育目的是一个复合体。由于教育者的认知不同，便产生了不同的教育观；而教育观的趋向影响着教学意义的取向。由于教育观的不同，教学目标决策、教授内容选取、教学价值导向也会有所不同，从而会形成不同的教学设计。故言，教育观是教学设计的故园。当认为个体发展需求是学校教育活动存在的前提，“教育的价值在于促进个体的发展，满足个体发展的需要”[1]的时候，学情特征便成为教学设计更多考虑的因素，旨在满足不同学生个体情趣、基础层次的教学方案，便成为“个体本位论”教学观的港湾。当认为社会需求是产生教育活动的根源，教育应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时，行业需求、岗位要求就成为教学设计更多考虑的因素，旨在满足社会需要的教学方案便成为“社会本体论”教学观的落脚点。教学设计方案成为教育观回归的驿站。高职教学设计疑难的释解需要回溯到它的本源，以哲学思维解答教学设计研究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教学设计方案是设计教学活动的载体。在这种形式之下，设计要素之间及设计方案的功能与作用，存在着共性与个性、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其共性引发出教学原理的“同一性”，即教学设计活动所遵循的共性的基本原理；其个性引发出设计活动结果形式的“统一性”。对于前者，异议不大；而对于后者，分歧较多。设计结果的形式是否需要采用统一的模型是学校管理与教学实践中遇到的一个难题。我们提倡教学设计方案形式“同一”性的原则，这不仅仅是在哲学上“同一”与“统一”的相通，设计方案内在规律一般性和特殊性能够达成统一的趋向，也是教学管理和师资队伍建设的需求。 二、教学设计方案的功能及其内在矛盾的统一 （一）教案的概念及其功能 教案，又称教学方案、教学设计方案。它是教师为完成教学任务，在一定的教学理念指导下，以课程标准、教材内容和教学情况为基本依据，以科目单元、任务、项目、环节、情境为基本单位，对教学目标、材料、程序、方法、条件等进行具体的、合适的选择、决策和合理地编制的实用性方案。教案可以是课堂教学思路提纲性的简单方案，也可以是尽心渗透教学意图的详细编辑。无论是简案还是详案，都“具有授课功能、展示功能和检查功能。授课功能是指用于教学，是给自己看的；展示功能是指用于交流，是给同仁看的；而检查功能是用于被检（查），是给领导看的。因此，教案必须是‘形式和内涵的完美统一’”。 （二）教案功能之间的矛盾 就授课功能而言，教案要求实用、方便，教案的体例和内涵可以多元化、个性化，尽显课程特色和教师的授课风格、职业习惯。“那种认为存在一种唯一的最佳教学设计模型的想法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有多少设计者与设计情境，就有多少设计模型。”[2]课程特征、教学风格及学情的多样性规定了教学设计模型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与教学设计模型“同一”性原则形成矛盾。用于同仁交流的展示功能也存在着这样的矛盾。这种矛盾在管理检查功能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教学管理上，由于评价的需要，“同一”性不仅具有管理上的必要，而且在理论上也具有必然性。否则，教案的评价难以采用“同一”的标准，教案的优劣难以评定；重要的是，如若不采用适用于职业教育特征的“同一”的教案体例或模式，职业教育较之于普通教育教案的特征和特点难以鲜明地体现。从哲学层面讲，规范意味着僵化的开始，“同一”意味着个性的扼杀和创新的止步。在教学设计必然性、“同一”设计模型的必要性之下，如何避免因规范而步入僵化、因统一而失去活力，使设计模型多样化、设计方案百花齐放，充满教师的个性特征和创新活力，使教学设计“形式和内涵的完美统一”呢？这种矛盾的对立，单纯地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去解决，难以达到教师自觉接受和顺畅运行的效果。 （三）教案形式的“同一” 自觉的行动来自于理论的自觉。课程特色、授课风格和学情的多样性所导致的教学设计模型的多元化与“同一”性原则能否达到理论上的统一呢？在授课功能上，“虽然具体的教学设计模型不同，但教学设计的基本原理保持极好的同一性”[3]。课程特色和教师独特的授课风格并不等于教案体例可以特立独行、不受限制。教学设计方案特殊性之中总是包含着一般性，并受到一般规律的制约。教案的共性由基本信息和教学要素组成。基本信息包括课程名称、教材、班级、地点、教师情况等内容；教学要素包括教学任务、教学目标、重点难点、教法手段、板书设计、课时分配、作业布置和教学反思等教学组织过程中的诸要素。以上共性的基本信息和教学要素在教案形式和教学基本程序上存在同一的可行因素；在教学实践中统一教案的体例，采取“同一”的教学设计模型，存在着可能的趋势。而这种可行因素和可能趋势在检查管理功能上衍化为职业教育规律下理论上的必然。“职业教育的教案除具备普通教育教案的特征外，还必须有强烈的职业教育的特征，其必须有职业性、直观性和实践性，体现理实一体、任务引领、工作过程和信息技术等特点”。在此，一般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原理所要求的是教案统一体例的必然趋势。 （四）教案功能矛盾的解决 在“同一”的教学设计模型之下，如何展现不同的课程特色和教师的个性风格呢？假设，“同一”的教学设计模型是框架性的规范性要求，共性的基本信息和教学要素中共性的要求，不影响“同一”的规定性要求，仍然保留着“同一”的完整性。在传授知识和实习、训练技术技能的内容及其教学活动的步骤、环节、学时的具体设计安排，教学目标的设置及其达成度，具体教学方法的运用，教学语言的设计，完全可以由教师依据课程的需要和自身的个性风格而自主决策，教师完全拥有尽情发挥的空间。因此，在“同一”的教学设计模型之下，教学管理者提供不同风格的教学设计体例和适度的规范空间，既可以保持“同一”教学设计模型的规定性，又满足了不同特征的课程和不同教学习惯的教师的需要。这是运行教学设计模型内在的策略性要求。 三、教学设计模型是青年教师成长发展的要求 初涉教坛的青年教师，缺乏教学经验和对教学规律的准确把握，在设计教学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教学目标定位不准、重难点不明、教学环节设置不合理、问题解决手段不科学等问题。如何快速地适应规范的职业要求，加快教学业务的发展，提高教学实效性，进行规范的教学设计培训和采用“同一”的教学设计模型使之借鉴运用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在本院青年教学设计培训班的调查中，在“教学设计是否有必要”问题上，64.5%的青年教师认为“很有必要”，35.5%的认为“有必要”，意向统一。在教学设计模型问题上，支持“学校设置2~3种（模版）形式，由教师自己选择”的占到80.6%；支持教学模型“由教师自己设置”的有19.4%，多数拥护“同一”教学模型的推广，并建议提供优秀教学设计范本、教学组织与教学管理的方法等材料，以供借鉴。“同一”的教学设计模型，在具有直接借鉴功能的同时，更具有引领示范的作用，那些对“同一”教学设计模型意识模糊的青年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也会借鉴、对比“同一”教学设计模型与个性教学设计形式的优劣，为“同一”的教学设计模型提供进一步完善的经验。 四、规范教学设计模型下个性风格的发展 “同一”的规范模型提供了教学设计的范本，是一般教学规律之下设计方案形式的统一，并不意味着限制了教师创新个性发展的空间。在一定的教育教学观基础上，在教学材料的选择、教学目标的决策、教学程序的制定、教学情景的创设、教学策略的运用、教学语言的设计等方面，教师均可以按照课程的特征和个人专业基础及风格特征，创新独特的教学设计方案。尤其是在教学目标决策和教学活动组织方面，教师有独立发挥的空间。教学目标决策是教学设计的关键。“它决定了教学活动的方向和教学的进程，影响教师对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的选择，同时为教师提供了检验教学效果的标准”[4]。因为影响教学设计的主要内部因素有教师的教育观、教学观、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和个性心理品质等；主要外部因素有学生、教材和社会等。在这些因素综合的交互作用下，教师会形成千差万别的具有个性特征的“适当的教学目标”和不同风格的教学活动方式。比如，由于对教学意义和知识的理解的差异，在教学目标决策时，有的教师注重发展学生获得知识的能力，把知识视为发展学习能力的材料和途径，因而在学习理论上自然地倾向于认知主义，在目标决策时，更多考虑的是把“注重对学习者信息处理和加工能力的培养”[5]作为主要的教学任务和评价内容；而有的教师则注重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在学习理论上自然地倾向于行为主义，把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作为教学的主要任务和主要评价内容。教学过程其实就是实现教学目标的过程，教学目标一旦确立，教师就会根据教学目标，采用一定的教学策略，设计适宜的教学活动和与之相匹配的教学方法，形成具有个性风格的教学模式。 参考文献： ［1］［4］［5］李晓文，王莹.教学策略［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6，14，20. ［2］［3］R•M•加涅，W•W•韦杰教学设计原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 作者：孙卫国 任小燕 郭燕 单位：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哲学思考论文,"{ ""9"": { ""category_1_x_lunwen.id"": 9, ""category_1.id"": 1, ""category_1.ts"": ""2018-05-24 02:07:13"", ""category_1.title"": ""哲学论文"" } }" 10,"2018-05-24 04:27:01",哲学社会科学学科问题分析,2018/3/26,84,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指出的“要实施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战略，构筑学生、学术、学科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指引着我们以育人育才为中心开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注重分析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学科问题，实现……,"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指出的“要实施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战略，构筑学生、学术、学科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指引着我们以育人育才为中心开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注重分析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学科问题，实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多样性发展，促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进步，以实现科学理论与服务社会的统一，完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关键词：育人育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问题分析 习近平曾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体现系统性和专业性”。在哲学社会科学的五路大军中，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极具学科的系统性和专业性，加上高校承担着培养人才的重任，所以其应以“育人育才”为学科发展中心。统观整个学科，培育人才与学科的长远发展关系密切；教师作为教授知识的主体，承担着培育人才的重任；教材作为传授知识的媒介，为培育人才提供资源；跨学科协作推动培育人才，实现学科与培育人才的共同进步；人才评估围绕培育人才展开，检验人才培育质量，以人才的能动发展促进学科的发展。但是，目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在培育人才及学科发展中还存在诸多问题，有待解决。 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设置与育人育才要求 不匹配，人才培育无法适应学科实际要求社会的发展进步影响了学科发展，任何学科都要既符合学科本身的发展要求又要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设置也应如此。但是，现阶段某些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设置虽满足了现实发展要求，却没能促进学科的长远发展。高校承担着为社会培养人才的重任，但目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培育的人才虽满足了社会对人才和学科的基本要求，却忽视了培育人才的原始目标，即培养专业人才、促进学科发展和服务社会。学科的设置与培育人才的实际不匹配，造成了人才培育困境。一方面，随着时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受市场驱动的影响加深，学科的设置倾向满足市场发展要求，培育的人才偏向社会性而非学科性与专业性。这样，人才培育的“高、精、尖”要求便得不到满足，人才培育前景堪忧。近年来，一批哲学社会科学二级学科顺应社会发展而建立，较多地满足了社会某个领域对人才的渴求，人才培育的量得以保证，但量变有待上升为质变，“高、精、尖”人才短缺，学科长远发展后劲不足。另一方面，学科的设置无法适应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需要，造成一定时期内学科的发展及人才的培育都停滞不前。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已基本确立，但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学科体系不够健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比较薄弱”，导致新兴学术研究与交叉学术研究较难开展，学科较难纵向拓展，专业深度有限，人才培养受限。而完善学科设置能够填补原有不足，促进学科均衡发展和育人育才纵深发展，实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 二、学科教师在育人育才中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 应有重视，评价与激励措施不到位教师作为连接学科与人才培育及教材建设的桥梁，是学科建设重要的力量。教师在培育人才活动中占据主体地位，自身专业知识与学科本领对培育人才有潜在的影响。而在学科实际发展中，一方面，教师的意见未在人才培育政策制定中得到采纳，教师作为教学主体的作用被忽视。育人育才活动受学术管理部门领导，政策制定考虑学科发展与行政监管，教师的意见不占主导，相关部门和领导不重视教师基于教学真实情况反映的问题，教师在人才培育中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重视，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阻碍了教师对人才培育活动的持续投入，不利于学科和人才培育的发展。另一方面，教师在人才培育中投入的智力要素、知识要素及教学劳动的产出，被视为教师的教学活动成果而非知识性收益，教师的教学产出效益长期未受重视，缺乏合理的奖励与激励措施。且囿于传统思想，培育人才活动中教师的技术性投入被低估，或被认为是职责所在而不予重视，将教师在人才培育活动中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混为一谈，评价不科学，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教师培育人才的积极性；教师的待遇及津贴静态发展，与教师培育人才中付出的劳动不成正比，人才激励政策落实不到位，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教师的自身利益，不利于学科人才培育的长远发展。 三、教材建设具有片面性，无法满足学科对人才 培育及人才自身发展的需求习近平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中，人才培育服从于学科设置，教材建设又与学科设置密切相关，完善的教材建设可为人才培育提供后续力量，满足人才培育对专业知识与本领的要求，助力学科发展。目前，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教材体系建设还存在某些问题，直接制约了学科的整体发展和人才培育。一方面，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中，教材建设与学科和课程设置紧密相连，教材的选用与学科和课程直接绑定，教材管理缺乏自主性，教材建设无法兼顾学科对人才培育的需求。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重要战略地位没有得到重视，时代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在学科体系与教材建设中也没有得到充分反映，更没有满足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人才培育向教材建设提出的需求。另一方面，部分高校只注重教材的选取与征订，并未结合学科的实际发展需要，也未针对人才自身发展需求对教材的实际内容展开评估。教材主管部门未能实地调研考察学科与人才培育对专业书籍的需求，教材的实用性大打折扣；且少数教材不同程度地存在盲目照搬西方理论体系的现象，理论与实际相脱节，内容相对陈旧，导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教材多但精品不多，不能为学科发展助力，学生无法从中汲取积极有益的信息，无法促进自我提升。 四、跨学科联通不足影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 协作，限制学科与人才培育的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作为整体存在具有现实意义，各个学科作为组成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部分，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优化协作会带来“1+1>2”的效果，实现学科整体的繁荣发展，进而拓展人才培育的广度与深度。然而，目前高校学科间的协作情况却不容乐观。一方面，许多高校虽然设置了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但各个学科仅作为独立的学科存在，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交流较少，人才培育完全局限于某个学科，造成人才培育横向与纵向发展都受到限制，人才与学科规划受限且单一发展，不利于学科繁荣与人才提升。以某理工类高校为例，该高校设置了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但是学科数量较少，且跨学科联通不足，缺乏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凝聚力，学科发展与人才培育停滞不前，学生的知识面狭窄，专业本领提升困难，人才培育前景不乐观。另一方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局限于本学科展开研究，没有进行跨学科联通，阻碍了学科协作，限制了人才培育的外部联系，无法实现学科资源优化配置，人才交流与沟通不畅，无法形成凝聚机制。此外，有些高校忽视了理论联系实际，凭主观臆想随意建立联系，违背学科与人才培育的发展规律，这种情形下的学科协作毫无意义可言，人才培育也只能是句空话，阻碍学科发展与人才培育。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不同学科应以问题为导向，针对问题的不同方面进行跨学科联通，实现学科协作，加深学科间人才培育的深度交流，真正育人育才，推动学科持续进步。 五、人才培育评价不科学导致人才培育被片面指标化 只有公正、有效的评价指标才能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培育的人才进行客观、公正、全面、可信的评价。而在目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实际中，一方面，人才培育评价尚未从学科评价中独立出来，评价指标多参照学科评价指标，将人才培育成果简化为某些固定指标，忽视人才培育中“人的因素”，忽视了评价的主要目的，不能有效地引导人才培育的良性发展。人才培育评价参照学科评价的量化指标将价值指标转化为数量指标，人为简化了评价成果与评价过程，虽达到了评价的基础目标，却在评价过程中忽略“人的能动作用”，为了评价而评价，失去了对人才培育评价的实际意义，无法引导学科和人才培育的发展。另一方面，人才培育评价未从纯学术角度展开，行政性指标参与评价已是不成文规定，忽视人才培育中的“学术因素”，脱离人才培育初衷。人才培育评价大多由行政主管部门主持，考虑行政性指标，兼顾学科发展与高校前景，学术意味不强；同等人才培育成果参与评价，人才培育被片面指标化。这不仅人为降低了人才培育的学术性，还导致评价缺乏科学性，造成人才培育评价学术水平不高，错误引导人才培育向满足行政需求发展，人才培育的“学术因素”被忽视，不利于人才培育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7（02）. ［2］顾海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J］.思想理论导刊，2016，（6）：26-29. ［3］何影.建立健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J］.知与行，2016，（7）：159-160. ［4］吴静，颜吾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104-108. ［5］中宣部，教育部.中宣部、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与教材体系建设的意见［R］.2005. ［6］韩源，县祥.构建中国式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几个重要问题［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10）：24-33. 作者：林鹭 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理念论文,"{ ""10"": { ""category_1_x_lunwen.id"": 10, ""category_1.id"": 1, ""category_1.ts"": ""2018-05-24 02:07:13"", ""category_1.title"": ""哲学论文"" } }" 11,"2018-05-24 04:27:07",社会主要矛盾哲学分析,2018/3/26,111,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政治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对马克思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政治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创造性的运用与发展。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具有普遍性，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运动。所谓矛盾，在辩证法中是指“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而矛盾分析法，就是运用矛盾的观点来分析处理问题的哲学方法，是对立统一等基本规律的综合和延伸。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存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提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在纷繁复杂的各种矛盾中，起着领导、决定作用，规定、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的就是主要矛盾，而其他矛盾则居于次要和服从地位，即次要矛盾。”体现到实际工作中，主要矛盾就是中心工作和工作重点。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不是静止的，矛盾也不是一成不变，社会主要矛盾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已经经历了四次转变。第四次转变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有两大新意：一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愈加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这是一个显著的变化，从过去对某一个方面的要求变成了现在对多方面的要求。二是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因此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就成为更加突出的问题，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这一科学论断，既遵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符合我国发展的实际。透过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可以激活我们的问题意识，引领我们的问题导向，使我们党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面临的挑战，确立党的中心工作，制定科学的路线方针政策。 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群众观点的有力彰显 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理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以人民为中心，体现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点回答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和怎么样解决这个矛盾的问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也是我们的初心。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表述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人民情怀的价值取向。我们党来自人民、服务人民，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否实现人民的利益，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是衡量我们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正确的最高标准。党的历史和实践证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是党的根本立场，也具有鲜明的方法论价值，对于推动各项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种方法论，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认识路线、方法与要求，为治国理政和党的自身建设提供价值导向、行动依据与方法指引。党的十九大报告以新的高度强调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我们更需要坚持和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因为，进入新时代之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新时代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更加广泛，要求也更高，既需要更高层次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需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不断提升和完善。那么，我国只有通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更加平衡、更为充分的发展来不断满足人民在新时代的新需求。“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民为本。”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以民心民生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民生问题上，党和国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目标和发展领域，包括社会公平正义，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人民获得感，人的全面发展等等，上述这些方面构成了完整的民生发展体系和保障体系。这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具体体现，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科学性和先进性。这些方面真正地做到了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图景正在绽放光芒。 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点的理论遵循 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正是这一唯物史观的实践遵循。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基于我国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落后的社会生产”肯定已不再是今日中国发展状况的真实写照。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报告所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现在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ＧＤＰ已经到８０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３０％。城镇化不断进展，城镇化率已经达到５７．３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实施，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我国科技不断进步，装备生产日益完善，现在是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第一服务业大国、第一贸易大国。现在中国经济的问题是产能过剩，而不再是短缺。这样的国情，“落后的社会生产”显然已经不符合现实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人民的需要越来越“高”了，越来越“广”了。人们的温饱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需要已经不是问题，一般性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已经得到满足，正在转向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这就是主要矛盾转化的前提和基础。 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总依据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意味着我们今后要重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平衡，主要指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比如居民收入不平衡，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收入水平赶不上发展水平；地区之间同样不平衡，东部发达地区和特大城市的收入较高，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收入较低。不充分，指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可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当然，还需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作者：马桂英 单位：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生存哲学论文,"{ ""11"": { ""category_1_x_lunwen.id"": 11, ""category_1.id"": 1, ""category_1.ts"": ""2018-05-24 02:07:13"", ""category_1.title"": ""哲学论文"" } }" 12,"2018-05-24 04:27:10",哲学思维对思政教育的意义,2018/3/26,111,【摘要】思想政治教育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至今都在不断的发展与完善。在发展的历程中，必然会是曲折性与前进性的统一。为了减少思想政治发展的曲折性，解决我国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多种多样的问题。思政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有意识地对各级学校现行……,"【摘要】思想政治教育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至今都在不断的发展与完善。在发展的历程中，必然会是曲折性与前进性的统一。为了减少思想政治发展的曲折性，解决我国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多种多样的问题。思政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有意识地对各级学校现行的思政教育教学的体系与模式进行新一轮的思考或反思，并且要依托哲学思维，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出发点与立足点，对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得出快速有效的解决办法，综合研讨出可以在我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导向作用的长效机制。想要做好这一系列的工作，就要依托哲学的思维方式，辅之以实践活动，对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从而达到对我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更为深刻的新思考。 【关键词】哲学思维；思想政治教育；新思考 一、思想政治教宵哲学视角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说过“任何时代，任何民族，哲学都始终处于核心地位，是文明的活的灵魂。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是各种文化形态生长的土壤，是其根基所在！。”而思想政治教育也体现在这哲学理论当中。在哲学的理论基础上，依托哲学的思维与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研讨。哲学的最高价值和最终目标就是对人们的实践活动进行指导，可以让人们用辩证的思维与视角看问题，培养人们的创新精神，坚持追求实事求是的原则，培育人们所追求的高尚的品行与勇于承担的责任感，在追求精神上满足的同时，贯彻于实践活动，努力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做到真理与价值相统一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指导人们将辩证倾主义进械学的实践，在实践中检验事物的真理．提倡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将新的经验和理论不断进行结合，推陈出新。通过揭露事物之间存在的矛盾差距，来研究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为思想政治教育做出强有力的科学与理论的支撑。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秉持着“以人为本”的理念，为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教学的方向，同时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最终的教育目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都达到和谐相处的境界与状态。实现人类，社会，自然的共同发展。明确的认识到在“以人为本”的哲学理论与教学目标中，人是主要矛盾。 二、依托哲学思维对思政教育进行思考的现实意义 （一）思政教育通过哲学引导学生三观的形成 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依托哲学思维，并以文化知识为栽体，通过思想政治的引导，哲学思维的辨别，促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而人们三观的形成，通常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由学生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条件所决定，历史条件，生活背景，地域民族，社会的法律规章与伦理道德都影响学生的价值判断与价值的取向。西方哲学提倡人的独立精神，而中国的传统哲学体系提倡的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意在培育人的集体意识和奉献精神．另一方面，由学生所接受的教育来决定。学生的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程度，对学生树立的三观的高度与深度有着密切影响。而学生的三观大都在初高中时期有了雏形，在大学期间通过哲学思维的指导，对学生进行系统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做出相应的调整，最终形成比较稳定的价值观念与价值体系。 （二）思政教育通过哲学引导学生的行为方式与实践能力 哲学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对人们的实践活动起到指导作用？学生们因其成长环境不同，思维方式，性格特点千差万别，导致学生行为方式与实践能力的高低有所不同？学校利用思政教育，以哲学的理论引导，规范学生的言谈举止，思维方式，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而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也正是为了能够提高学生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这是思政教育义不容辞的责任所在。 三、推进哲学视角下思想政治教宵的途径 （一）加强学校渗透思政教育的校园文化建设思路 加强学生文化素养与哲学素养，必须要高度重视学校校园文化环境的建设，加强对文化与哲学的探索。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与学习氛围，引导学生阅读关于哲学的经典书籍，不将哲学与思政教育局限于课堂与教材。利用潜在的资源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对学校的文化教育场所进行开发，投资与管理。组织丰富多彩的，具有教育意义的校园文化活动。培养大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并提高学生在校园生活的归属感。培养学生健康的兴趣爱好，在思想政治教育之余开展与哲学相关的书籍阅读会，并加以研讨，对持有不同意见的观点，可以组织辩论会？通过学校，教师，学生各方面的努力，共同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以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开展。 （二）充分发挥哲学的思政教育作用 面对多元的哲学理论与价值观念，思想政治教育不应该倡导学生盲目抵触，应该将各个派别的哲学理论进行相应的比较，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上，将不同国别，不同时期的各种主流哲学思想，进行对比，让学生们各抒己见，在师生探讨的过程中，使学生自己得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与科学性。更应该在课堂上，着重培养学生对哲学进行反思与思辨，加强学生的分析能力。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让学生们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增强学生对社会主义的荣誉感与归属感，提高哲学素养在学生完善人格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与地位，提高学生的理性思维与创新能力，真正的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化作用？ 参考文献 ［１］从接受论视角审视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Ｊ］．邢德芬．教育现代化？　２０１７． ［２］基于马克思实践视角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问题研究［Ｊ］．洪雁．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２０１７． ［３］马克思“人、环境、教育”关系思想及思想政治教育启示［Ｊ］．刘苏影．学理论．２０１７． ［４］不同研究视角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解读［Ｊ］．葛续华，余娬．学术探索．２０１７． 作者：刘英迪 单位：吉林师范大学",逻辑哲学论文,"{ ""12"": { ""category_1_x_lunwen.id"": 12, ""category_1.id"": 1, ""category_1.ts"": ""2018-05-24 02:07:13"", ""category_1.title"": ""哲学论文"" } }" 13,"2018-05-24 04:27:13",恬淡虚无及哲学基础研究,2018/3/23,121,摘要:运用哲学思维及文字释义，对《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恬淡虚无”的内涵及其哲学基础进行了阐释。文中提到的“淡泊名利、清静安逸、道通为一”的原象观皆来自于中国哲学的思想，属于中国的心灵哲学。提出“恬淡的心灵或意识层面是淡雅、淡……,"摘要:运用哲学思维及文字释义，对《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恬淡虚无”的内涵及其哲学基础进行了阐释。文中提到的“淡泊名利、清静安逸、道通为一”的原象观皆来自于中国哲学的思想，属于中国的心灵哲学。提出“恬淡的心灵或意识层面是淡雅、淡定以内守精神”“依其法道，于心身健康，则恬淡为重，于心灵哲学，以虚无观筑其根基”，这些理念不仅指导中医的防病治病，而且对于解决当今人类心灵健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随着医学人文学、叙事医学的出现，临床医生越来越重视患者的内心感受，因此中医理论的研究要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结合唯心史观的思维，方能更好地诠释和发展中医理论，更新健康认知的新观念。 关键词:恬淡虚无;诠释;哲学基础 “恬淡虚无”是《素问•上古天真论》提出的:“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恬淡虚无”是以心灵哲学为基点的命题，对人类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理解、解释和延伸“恬淡虚无”的内涵，对于理解中医养生的理念、指导当下国人心灵健康及诠释国学国医净化心灵有重要现实价值。 1“恬淡虚无”诠解 “恬”即安静，安然，坦然。《说文解字》解释为“安也。［1］”如恬卧(安卧，指清静无为);恬愉(安适愉快);恬泰(安逸舒适)，皆指安静。《荀子•富国》:“轻非誉而恬失民”［2］100，则为安然、泰然之意。如恬退(安然引退);恬不知怪(安然处之，不以为怪);恬不知羞(安然处之，不以为耻);恬不为怪(言恬不知怪);恬如(安然，泰然)，皆指安然、泰然之意。“淡”本意为淡泊，即清净、纯素。清净则心安顺事，纯素即朴，不杂为纯、不污为素;淡者平和庸常地过日子。淡与显赫富贵相悖，如若追求显贵而不及则必生乱。以平淡为怀，天天都是好日子，安详清净过好每一天。恬淡即淡泊名利，清静安逸。恬淡的心灵或意识层面是淡雅、淡定以内守精神，非功利性、非物态化，在充斥物欲繁复杂多的社会中，以仁德之力量，泛众爱致良知，体现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可谓淡雅;淡定则是恒心克服一切贪婪狂癫，始终不渝追求崇尚高洁的定力。“虚无”观是国学儒、道、佛的范畴。“虚”即原象，此谓太虚。太虚绝不是真空，当属真气从之的元气，即中和之气。一元正气是中医原创思维，此为混沌阴阳未分之原象。原象体现生命的力量，既不离物质性人体脏腑经络四肢百骸等功能，又是心智水平恍兮、惚兮的感受、印象、记忆等“直觉”的觉知载体。“无”是道，道者无名、无己、无功，核心是无私欲，故无为而治又无不为。道通为一，“一”乃哲学大数，大一无外，宇宙星空、江河湖海、高山平原。小一无内，粒子再分，分子、原子、质子、中子等。大一蕴含小一，小一容含大一。老聃谓:“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3］”缘此小一归依网络，大一归于天地，天地只能定位于大自然，包括人类，所以“天、道、自然”一体，人必须合规律性顺自然，合目的性生产生活利民生。“道通为一”体现原象的大象无形之象，也是直观动态流转整体的象，又是融入内心安抚精神之象。“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依《素问•上古天真论》王冰注:“恬淡虚无，静也。法道清净，精气内持，故其气从，邪不能为害。［4］”依其法道，于心身健康则恬淡为重，于心灵哲学以虚无观筑其根基。“观”者即看，属于范畴。虚无超越取象，以视听嗅味触、看舌象、候脉象、观症象、病象等所取之为具象，以象为素，从象开端为辨证辨病而设定。恬淡-虚无观当属原象，首当提升到良好的心理状态，“识心见性”不仅与祛邪防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相关，而且其医学渊源于中华民族的哲学观。 2“恬淡虚无”的哲学基础 “恬淡虚无”为我们营造出良好的心理状态。其以“静”转化为“敬”，敬畏体现人性的品格，于人类学史上积淀为自然的、洁净的、崇高的心理体验。又以谦卑的人生态度把一切看淡以求“势”，从而获得排除一切杂念，顺应、消融于大自然中的生存力量。先秦儒家荀况的哲学认为，凡是善的德行都是人努力的产物，“恬淡虚无”由心理的觉知转化为文化学的价值观，正是人在宇宙中与天地有同等的重要性。荀子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谓之能参。［2］177”依其说“人与天地参”，人的职责当是利用天地赋予的物质来创造自己的文化。人们必须生活在社会中，为群居而无争，自然以诚敬处之，淡然有礼，尊礼而行就是道德。可见，恬淡虚无的良好心理状态，无疑能保护元真，抵御病邪侵害，更为重要的是维护中和、庸常的幸福生活。“恬淡虚无”具有心灵哲学的品性。由植根于民族历史文化土壤的“觉知”，以启迪、汇聚、整合经验并转化跃升为基础理论内容，也就是先秦儒道“仁德”“无、朴”国学的精神，从心灵意识层面形成的对健康的理念，恰恰是经验－理论、理论－经验，是逐渐向高层次、整一性、多时空新一轮的心智循环。看似来来去去的重复，其实在来中之来、去中之去之中不断丰富与发展，给理论本身指向了诊疗实践，也带来了人们生活阅历的体认，这种心智的循环为理论的完善、提高、成熟提供了素材。这种心智循环不是平滑的旋转，正是心灵哲学对关于“进展”意义上的认识，是心灵永远增生的看法，心灵循环也是现实的看法，推而广之又是历史文化语境中人性整合的标志。通过对“恬淡虚无”的诠释，其延伸到意象思维的创生性，尤其是虚无观的非实体性原象，以象筑境，境以蓄意，意以扬神。将可感知的具象与无形之观的原象整合，诉诸物我两忘，回归到本真本然之我，进入思想和精神完全自由的境域，拓宽精神与“思”的路径，将原象之观、无形之观的“无”，有生于无的“无”，成为真正创造性地“生生不已”之源。精神与“思”的这种原动力，朝着求知、求理、开悟的取象迈步。 3读懂中医理论离不开唯心史观 追忆1962年即将毕业前夕，北京中医学院因五老上书，要求学生留下来补课三个月，主要是补习《黄帝内经》。记得在学习《素问•上古天真论》首篇，先生对“恬淡虚无”一带而过，课后曾去请教先生避而不谈，嘱我去读《十三经注疏》。经历文革我才醒悟，受历史条件限制，在那只许讲一分为二，而不允许讲合二为一的年代，中医基础理论定位在朴素的唯物主义理论上，谁也难以剖析“恬淡虚无、太虚原象、物我合一”的理念。21世纪的今天，医学人文学出现了，尤其是叙事医学逐渐浸润到临床工作者的心灵，聆听尊重疾病的故事，在场再现患者内心的痛苦，医患两个自我的融通成为道德的共同体。诸如此类，这些对于心灵哲学唯心史观必不可缺。遍读中医学基础，敬、恕、和，以敬代静、太虚原象、道通为一，游于艺与成于乐、阴阳二十五人、五态人格、论勇、淫邪发梦、人与天地参、天人合德、日新之谓盛德等等，真正读懂并念之于临床，切合当下更新的健康理念，对于端正医生和临床工作者的价值观、世界观和宇宙观有重要价值。回顾人类学的历史，许多时间和人物的评价几乎没有亘古一致的取象，如屈原的离骚、陶渊明的避世，甚至有为曹操翻案、为海瑞罢官的纷争，对于史料的真伪都可有完全对立的矛盾。因此，学人应该喜欢读历史，企望辨明真相，多摄取些许养分，少犯错误、少一些教训。学习哲学才明白时代的流转会有各色各样的限制，绝然难弄清楚，但凡由人设定的情事，大多有偏见甚至差讹。人世间重视学习经典，反复锤炼自身的品格，依存于内心的那幅“世界图景，来放眼世界”。依循具人类史格局与普适性的理念，包容一切不同见解，敞开精神襟怀，则愈显心灵境界的宽广。心灵作为价值文化的结晶，学人希冀人格的丰美，心怀敬畏积学储善，医者敬畏仁术而大医精诚。真正的学人能够确认，若无世界文明的多年积累和民族文化的陶冶，他将一无是处。真正的学人深懂谦卑，那些足以托起巨人地位的原创性学说乃至体系，说到底皆是某种智慧设定或假说，是人类给定历史语境的认同，一切皆是“约定俗成”。中国哲学以其“直觉”概念为出发点，道家老庄之学尤其如此，他的起点和终点皆是混沌的全体。形而上学的任务仅仅在于“对于不可知是不可知这个事实说些什么，谁若知道了不可知是不可知，谁也就总算对于他有所知”，“不知而知”是哲学负的方法。从逻辑上说不可感者超越经验，既不可感又不可思者超越理智。哲学是对人生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由于反思的性质必当是自体的，不可能成为思想对象的“某物”，非主客二元论，自为主体直观整体动态时空流转则自然是正方法与负方法的相辅相成，亦是唯物与唯心史观的整一，正确认识物质与意识、器官与功能、生理与心理的关联互动，正确看待唯心史观以诠释“恬淡虚无”为略例，回应并推动健康新观念的实现。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218． ［2］荀子简注［M］．章诗同，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3］老子［M］．李存山，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79． ［4］王冰．黄帝内经素问［M］．林忆，校正．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7． 作者：王永炎 张华敏 单位：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哲学基础论文,"{ ""13"": { ""category_1_x_lunwen.id"": 13, ""category_1.id"": 1, ""category_1.ts"": ""2018-05-24 02:07:13"", ""category_1.title"": ""哲学论文"" } }" 14,"2018-05-24 04:27:14",体育哲学和体育伦理学动向分析,2018/3/23,55,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按时间顺序对欧美体育哲学和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历程进行了梳理，认为欧美体育哲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体育哲学的研究从初期的以“体育、游戏、玩耍”为主题的存在论研究向以伦理学和美学为主的价值论方向发展，体育伦理学……,"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按时间顺序对欧美体育哲学和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历程进行了梳理，认为欧美体育哲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体育哲学的研究从初期的以“体育、游戏、玩耍”为主题的存在论研究向以伦理学和美学为主的价值论方向发展，体育伦理学的研究从初期关注体育活动中的基础理论的探讨和建构向兴奋剂、公平公正、体育暴力等多种多样的主题讨论发展，近年来体育实践和德性伦理的研究受到了特别的关注。欧美关于体育哲学及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全面且深入，引领着未来体育哲学的发展方向，对其加以梳理分析，有助于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合理借鉴。 关键词：欧美；体育哲学；体育伦理学；研究历程 体育哲学是体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是用一种关联体育的哲学方式，从最一般的层面，阐述体育的性质和目的的科学。体育哲学的研究方法没有固定的范式，需要学者在体育的发展本质上进行自我批判思考，不断挑战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以及关于哲学的性质和目的的指导原则。体育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源远流长，古代学者对体育的哲学思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如柏拉图不仅是一个著名的哲学家，还是一个参加过竞技比赛的运动员。他认为音乐和体育有助于人净化灵魂，提升追求美和善的能力，形成健全的审美观念；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尼可马基伦理学》中，从德性伦理角度认为比赛取得胜利、获取荣誉等善的行为应从属于更高一级的“内在的善”，即心灵上的美德。尽管早期的哲学家们对体育运动有过论述，但是不能简单地认为这就是体育哲学，因为他们只是为了阐述其哲学原理而引用体育现象而已。其后，人们对体育的哲学思考不断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典籍中，但是体育哲学作为一门系统的专门性学科，其出现却是在２０世纪初期［１］。 １欧美体育哲学的发展 由于美国和加拿大的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积极研究，体育哲学首先在北美地区发展起来。其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前，为体育哲学的初始阶段，以体育教育学为基础进行讨论。随着１９世纪末期“进步教育运动”的开展，学校体育开始复苏，也引起了学者对体育中哲学问题的研究。１９２７年，杰西•威廉姆斯的《体育原理》一书从哲学的视角对早期的体育教育进行了阐述，在当时的体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标志着体育哲学进入了专门的研究。还有埃尔默•伯尔利的《体育运动哲学》（１９２２）、赫伊津哈的《游戏的人：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１９３４）等。这一阶段主要依托于教育哲学研究体育哲学，体育哲学的概念还未形成，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也没有摆脱教育哲学的框架。第二阶段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是体育哲学的形成阶段，出现了分支学科和组织机构，也涌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进入６０年代，体育哲学以北美学者为中心起步发展。随着戴维斯的《体育中的哲学化过程》（１９６１）、《哲学塑造体育》（１９６３）、齐格勒的《身体、健康与娱乐教育的哲学基础》（１９６４）、梅斯尼的《体育与舞蹈中运动的内涵》（１９６５）、斯莱塞的《人、体育与存在》（１９６７）、维斯的《体育：哲学的探究》（１９６９）等成果的发表，研究者纷纷开始从哲学的视角对体育进行分析和思考，不仅经典著作丰富，体育哲学体系也开始形成。另一方面，由于齐格勒所在的伊利诺伊大学、梅斯尼和斯莱塞所在的南加州大学，以及弗雷利所在的纽约州立大学先后开设了体育哲学专业课［２］，使体育哲学研究开始有了学术阵地。第三阶段为７０年代以后，是体育哲学的快速发展阶段，研究逐步规范化。进入７０年代以后，随着体育哲学学会的创立和学会杂志的创刊，体育哲学迎来了飞速发展的契机。１９７２年８月，在德国慕尼黑召开的奥林匹克科学会议上，由弗雷利和维斯倡导，对创立体育哲学学会的可行性进行了讨论，并在同年的纽约州立大学布洛克波特分校举办的体育伦理研讨会上决定，日后将具体讨论体育哲学的构成和发展方向。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２８日，在美国波士顿正式成立了体育哲学研究学会（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ｐｏｒｔ，ＰＳＳＳ），并于第二年的１１月１日至３日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洛克波特分校召开了第一次体育哲学国际联席会议。１９９９年，体育哲学研究学会更名为国际体育哲学学会（ＩＡＰＳ）。随着１９７４年国际体育哲学学会的正式刊物《体育哲学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ｐｏｒｔ，ＪＰＳ）的公开发行，对体育哲学的研究和讨论日益活跃，极大地推动了体育哲学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ＩＡＰＳ（ＰＳＳＳ）和ＪＰＳ成为世界各地专门研究体育学和一般哲学的学者们共同讨论体育和相关哲学问题的前沿阵地。另一个较有影响的哲学学会是英国体育哲学学会（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ｐｏｒ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ＢＰＳＡ），２００２年在英国的格洛斯特郡大学成立，并于２００７年开始出版发行了ＢＰＳＡ的刊物《体育、伦理与哲学》（Ｓｐｏｒｔ，Ｅｔｈ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此刊物致力于为来自欧洲、北美以及亚洲的学者提供探讨体育哲学问题的学术阵地。 ２体育哲学的研究动态：存在论到价值论 西方体育哲学研究的范畴包括存在论（也有人译成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伦理学和美学）等维度的哲学领域，教育哲学、心理哲学等应用哲学领域，以及伦理学等实践哲学领域。体育哲学研究体育运动本身和与之关联的许多体育现象，如由与体育的本质相关联的问题到体育运动中出现的道德问题等，其研究的议题极为丰富。从体育哲学形成初期到现在，对关于“游戏、玩耍、体育”的形而上学式概念界定一直都是体育哲学研究的主流和重要任务之一。初期，在这些概念的研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１９３８年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发表的《人类的玩耍》和１９６１年法国社会学家罗格•凯洛伊斯发表的《男人、玩耍和游戏》。他们对“游戏、玩耍、体育”的内涵进行了深度研究，认为游戏突显了自由的本质，不仅是一种相对自由的人类行为与存在样态，且内部有其自身的规则与秩序。他们并非专职研究体育的学者，其研究成果多表现出从历史学和人类学视角进行研究的倾向，并将“游戏、玩耍、体育”引入到研究案例中，对欧美体育哲学和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因此而将其确立为体育哲学研究的开始未免显得有些牵强。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学者的研究对体育哲学的形成和学科结构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有维斯和休茨。耶鲁大学的教授维斯（ｗｅｉｓｓ）的《体育：哲学的探究》（１９６９）对体育活动进行了深度的哲学分析，试图通过卓越性概念解读体育的本质，对体育、娱乐、游戏的内涵和概念进行了具体界定，为将体育研究正式纳入哲学研究范畴奠定了基础。另外他还对女性和体育等主题以及运动员和普通人之间的区别进行了诠释和讨论。他的研究不仅将体育上升到哲学和文明的层面进行讨论，还为研究者在体育哲学领域中的进一步思考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也标志着体育哲学研究的正式开启。尽管这部著作的一些观点也曾引起了诸多批评和争论，但无疑深化了人们对体育的认识。１９７８年，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哲学教授休茨发表了《蚱蜢：游戏、生命和乌托邦》一书，通过对规则、游戏及参加比赛必备的心理状态的研究，指出参加比赛或游戏，必须要理解游戏规则；休茨还认为人们参加游戏或比赛会感到身心愉悦，由此主张“参加游戏是一种克服不必要障碍的自我努力过程”，游戏不仅可以被定义为意义，玩游戏还是人类理想生存中的核心部分［３］。１９８８年，休茨和麦威尔相继在ＪＰＳ上发表了《复杂的三人组：体育、游戏和玩耍》和《三人组骗局：玩耍与体育和游戏同在》两篇文章，对体育、游戏和玩耍三者之间的关系和概念进行了讨论，还比较了体育、游戏、玩耍三种活动的本质，并试图从哲学视角对体育的概念进行界定［４］。他们为了将娱乐、游戏、体育从形而上学角度形成议题而进行了很多努力，为体育存在论研究中的游戏理论丰富了理论框架。特别是休茨的“游戏性态度”（Ｌｕｓｏｒｙａｔｔｉｔｕｄｅ）观点以及休茨和麦威尔对“玩耍、游戏、体育”的形而上学议题，经施耐德（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２００１）、克雷奇马尔（Ｋｒｅｔｃｈｍａｒ，２００５）、海洛查克（Ｈｏ－ｌｏｗｃｈａｋ，２００７）、麦克纳米（ＭｃＮａｍｅｅ，２００８）等人的进一步研究和扩展，至今还在这一领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１９７０年代和１９８０年代体育哲学进入了高度繁荣时期，研究的主题主要以存在论议题为中心。但是在研究发展过程中，出于“玩耍、游戏、体育”的概念界定以及体育活动中出现的某些行为道德判断的必要性，特别是随着竞技体育中伦理困境和矛盾冲突的出现，体育伦理学和美学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面对现代体育活动中日益突出的价值问题和价值危机，１９７５年克雷奇马尔（Ｋｒｅｔｃｈｍａｒ）在对测试和竞赛（Ｔｅｓｔ和Ｃｏｎｔｅｓｔ）的概念和相关性进行研究时，提出游戏和体育在概念定义和伦理方面存在的局限性［５］，由此引发麦金托什（ＭｃＩｎｔｏｓｈ，１９７８）、布朗（Ｂｒｏｗｎ，１９８０）、弗雷利（Ｆｒａ－ｌｅｉｇｈ，１９８４）等人开始着手研究体育伦理。他们基于体育的本质和体育实践的特殊性，从教育学和伦理学视角进行剖析，并定义了在体育活动中追求的价值本质和各种价值之间存在的“二律背反”的性质，提出了在体育活动中应该追求的价值。随着体育哲学的研究热点向价值论方向发展，１９８４年ＪＰＳ刊发了“药物与体育的专题研讨会”内容，开始关注药物与竞技体育以及药物与公平竞争等议题。随着１９８８年汉城奥运会上加拿大飞人约翰逊的兴奋剂事件的曝出，以及近年来新兴奋剂药物的不断研发和科技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体育实践中发生的伦理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６］。体育伦理学以一般伦理学理论为基础，对体育活动中出现的体育行为进行道德判断。阿诺德（Ａｒ－ｎｏｌｄ，１９９２）、麦克纳米（ＭｃＮａｍｅｅ，１９９５，２００８）运用麦金泰尔式的德性伦理学理论提出了在体育活动中应当追求的体育的价值以及人性应该具备的本来面目。他们的主张与当时盛行的以规范伦理学为主流的义务论或结果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一方面，贝斯特（Ｂｅｓｔ，１９７４，１９８５）对价值论的另一范畴“美学”领域进行了研究，为此１９８５年ＪＰＳ特别刊发了“体育与美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展望。贝斯特的相关研究弥补了体育哲学在美学方面的不足，丰富了价值论研究的范畴和内容［７］。除了传统的研究范式外，近年来有向学校体育和体育教育与美学的关系以及强调审美教育作用的方向发展的趋势。哥斯塔（Ｃｏｓｔａ）和拉塞尔达（Ｌａｃｅｒｄａ）认为虽然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学校教育普遍开设有美学课，但是在体育活动中，无论是在水平层次的选择，还是术语的定义，以及内容、目标和技能等方面，对学生审美教育的开发仍然不够，因此提出应在复杂性、多样性、可玩性、戏剧性和准确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方面，在克服风险和脆弱性方面，在不可预知的故事情节和不确定性，以及技术和有效性经验方面开发审美教育的潜能［８］。 ３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动向：主题的多样性与德性伦理 如果道德是关于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那么伦理学则是围绕道德的概念，对自我反省进行系统研究的学问［９］。伦理学大体分为描述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描述伦理学研究道德主体的可信度，而规范伦理学则研究道德的行为界限与标准，论证道德的价值，制定道德的规范。体育伦理学作为体育哲学的组成部分，对体育活动中出现的道德问题进行系统的讨论。广义上，体育伦理学是在整个伦理学范畴内，狭义上则是在规范伦理学范畴内，以需要道德判断的体育行为现象为研究对象，系统性地研究道德的普遍守则或正当行为原则。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欧美体育哲学界主要以存在论论题为基础，在对体育哲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形成共识后，出现了逐渐向价值论方向转变的趋势，特别是当体育活动实践中发生道德问题后，出现了运用不同的伦理学理论进行分析和讨论的动向。随着体育领域中各种各样问题的出现，体育伦理学的研究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如对国粹主义、兴奋剂、欺骗、平等、黑哨等现象进行的研究。克雷奇马尔（Ｋｒｅｔｃｈ－ｍａｒ，１９７５）在《从测试到竞赛》一文中提出了游戏和竞赛之间存在的伦理局限性问题［１０］；麦金托什（ＭｃＩｎｔｏｓｈ，１９７８）在《公平竞争：体育和教育中的伦理》中提出公平竞争获胜的方式应该是通过伦理性考量来实现的，而这种体育道德的行为准则是不可选择的，且适用于所有级别的体育活动，包括体育政策与管理以及娱乐和竞技体育［１１］。到了８０年代，体育伦理学开始关注药物和兴奋剂问题，如布朗（Ｂｒｏｗｎ，１９８０）在《伦理、药物与运动》中以奥运会长跑冠军被质疑采用血液兴奋剂的案例，讨论了竞技运动中关于兴奋剂的伦理和哲学问题［１２］；弗雷利（Ｆｒａ－ｌｅｉｇｈ，１９８４）在《竞技体育中的正确运动：参赛者伦理学》中讨论了伦理与体育的关系问题［１３］。基于对参加体育实践活动需要道德判断的体育行为和现象，他们提出了伦理学规范和依据，对当代体育伦理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从９０年代起，体育伦理学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样化，研究者对各种各样的体育行为的暴力性、温情主义（Ｐ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ｍ）、体育活动中动物的权利以及性别平等更广范围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比较有影响力的的研究者和成果有：西蒙（Ｓｉｍｏｎ，１９９１）在《公平竞争：体育、价值观和社会》一书中探讨了体育和伦理的价值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１４］；罗兰德（Ｌｏｌａｎｄ，２００２）在《体育公平：一种道德规范体系》中对竞技体育中的公正性应以怎样的视角解读，好的游戏意味着什么等问题进行了探讨［１５］；迈克菲（Ｍｃｆｅｅ，２００４）在《体育、规则和价值观》中分析了体育和规则以及价值以怎样的关系构成道德标准［１６］；米雅（Ｍｉａｈ，２００４）在《遗传学、生物伦理学与运动》一书中，分析了遗传生物技术的发展对竞技体育的影响以及体育界应以何种姿态去面对遗传生物工程的发展［１７］；摩根（Ｍｏｒｇａｎ，２００６）通过《体育道德为什么重要》一书，阐述了竞技体育与道德之间为什么存在关系，对体育和道德主题进行了深度研究［１８］；麦克纳米（ＭｃＮａｍｅｅ，２００８）在《体育、美德和恶习》中，通过分析体育行为和社会主流道德准则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纽带，对竞技体育中的善和恶如何界定，以及在竞技体育中追求善的理由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叶斯柏森（Ｊｅｓｐ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２）在《道德、残疾和运动》一书中通过讨论残疾运动员为了提高优势而使用更精致的假体、更轻便的轮椅等现象，分析了残疾人参与体育的哲学和伦理问题［１９］。由于体育伦理学议题涉及范围较广，可是研究学者甚少，难以进行更细化的研究，因此多数体育伦理学研究成果以汇编的形式出现，如摩根和迈耶（Ｍｏｒｇａｎ＆Ｍｅｉｅｒ，１９８８）、麦克纳米和皮艾（ＭｃＮａｍｅｅ＆Ｐｅｅｙ，１９９８）、博克希尔（Ｂｏｘｉｌｌ，２００２）、叶斯柏森（Ｊｅｓｐ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２）、麦克纳米和吉姆•帕里（ＭｃＮａｍｅｅ＆ＪｉｍＰａｒｒｙ，２０１３）等人的著作形式皆是如此。近年来对体育运动的伦理学方向的研究在体育哲学界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人类社会逐渐向价值取向方向转变，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人类共同体中，人类的实践活动应基于普世的价值取向，树立起较高的道德责任要求。２００６年德国世界杯决赛上，齐达内头顶马特拉齐事件；穿鲨鱼皮泳装参赛引起各界争论到２０１０年全球禁用事件；２０１２年伦敦奥运会羽毛球比赛上，中国队和韩国队消极比赛等事件的出现，表明竞技体育实践中的许多问题需要从伦理学层面上进行解答。随着科技的发展，竞技运动中出现了血液兴奋剂、气体兴奋剂、基因兴奋剂等新方法新手段。面对未来越来越多的基因兴奋剂出现的可能性，无人知道“潘多拉的魔盒”什么时候开启，但追求利益的欲望，总会促使有些人冒险尝试［２０］，因此更需要从伦理学视角分析和提出解决对策。麦克纳米认为生命医学伦理中运动医学伦理是重要的新兴领域，并探讨了如何构建和定义运动医学伦理学的概念、治疗伤病与为提高运动员身体机能而使用的医疗手段如何区别对待等问题［２１］。米雅（Ｍｉａｈ）、塔姆布雷尼（Ｔａｍ－ｂｕｒｒｉｎｉ）、坦斯乔（Ｔａｎｎｓｊｏ）等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研究。从过去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来看，大部分体育伦理学研究者通过规范伦理学方法论中的义务论和目的论理论，从体育运动的普遍和特殊价值角度，对竞技体育中发生的道德问题阐明伦理学观点。但是近年来，以英国体育哲学界研究者为代表，出现了对规范伦理学中“德性伦理”关注的趋势。德性伦理同义务论和目的论一样是规范伦理学中的一个理论，是把关于人的品格的判断作为最基本的道德判断依据。与目的论、义务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德性伦理学不是依照单一标准去判断行为者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而是聚焦在道德主体上，即行为的推动者，并从整体上进行判断。面对西方社会出现的道德危机，受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的启发和影响，麦金泰尔（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１９８４）提出了将实践哲学视为德性论典范的美德理论，强调共同体利益的实现［２２］。受德性伦理学影响，英国体育哲学界以美德伦理为理论基础将实践的概念引入到竞技体育中，并对体育的价值、善、德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代表性的学者和著作有：阿诺德（Ａｒｎｏｌｄ，１９９２）的《体育作为重要的人类实践》［２３］、麦克菲（ＭｃＦｅｅ，２００４）的《规范性、正当性》和麦金泰尔的《实践》［２４］、麦克纳米（ＭｃＮａｍｅｅ，２００８）的《体育、美德和恶习》［２５］等。特别是麦克纳米，将体育伦理追溯到古希腊的“美德伦理”，通过丰富的当代体育运动案例，探讨了关键的伦理问题。麦克纳米不仅在体育伦理学的研究中运用德性伦理学方法，探讨了追求卓越的运动导致伤害的可能性、兴奋剂使用、贪婪和耻辱等问题，并界定了“美德伦理帐户”概念、家庭恶习和体育美德［２６］，而且还延伸到体育科学研究中存在的伦理问题，对生物医学技术挑战精英运动员的美德进行了讨论，有力地将体育道德和医学伦理领域进行融合，使其在体育道德和哲学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２７］。此外，赛场上持续不断的暴力事件，引起了人们的深刻审视，如何对待赛场暴力的问题也成为争论的焦点，其中一个热议话题是体育暴力报复的可接受性，尤其是在冰球联盟赛上的格斗，一些人认为是不道德的且和公平等美德不一致［２８］。但是扎赫姆（Ｚａｋｈｅｍ，２０１５）却提出如果某些条件得到满足，冰球联盟赛上的格斗是道德的，并会成为明确的行为指导。这些条件要求作为实践的格斗有助于美德教育，是合理安全的，对参与者的团队是有益的，是进步的或传统的道德感受结构的一部分，因此需要对这项运动的善意格斗进行辨认和注入美德［２９］。对于有些人忽略运动场上实际发生的自我中心主义现象和一些不良行为，只把运动当做一种善良的品德或美好和谐且具有古代美德及道德情操的事情，认为是一种自我欺瞒的做法，解决不了实际问题［３０］。 ４结语 欧美体育哲学的研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多以“游戏、娱乐、体育”为主题，以运用存在论进行分析为主。７０年代以后，体育哲学则逐渐向运用伦理学方法研究转移，特别是从９０年代以后，体育伦理学范畴的研究议题成为体育哲学中讨论的热点。体育伦理学作为一门实践哲学，具有为一系列体育活动提供道德判断和规范依据的责任，不仅要求理解体育的本质，更有必要掌握伦理学方法论，提出体育实践活动中隐含的价值或德目。近年来在体育哲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体育德性伦理学研究以英国体育哲学研究者为主，他们的理论基础来源于传承了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传统的麦金泰尔的美德伦理学理论，其主要的代表人物为迈克菲（ＭｃＦｅｅ）和麦克纳米（ＭｃＮａｍｅｅ）。德性伦理将美德确定为道德的价值判断标准，为体育实践活动提供应该追求的方向、价值及美德，即达到“应然”的伦理要求。为便于理解和解决体育活动中出现的非常特殊的问题，体育伦理学中的德性伦理观点提供了美德、善及共同体等概念。我国自上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对体育哲学进行系统研究以来，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没有形成主流学派和相应的研究方法论，且研究的视野不够开阔，与国际体育哲学的发展水平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本文仅介绍了欧美体育哲学和体育伦理学发展的大体脉络及动向，希望能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推动我国哲学和体育伦理学的发展。 作者：车旭升 律海涛 单位：南通大学体育科学学院",伦理学论文,"{ ""14"": { ""category_1_x_lunwen.id"": 14, ""category_1.id"": 1, ""category_1.ts"": ""2018-05-24 02:07:13"", ""category_1.title"": ""哲学论文"" } }" 15,"2018-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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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犹太人问题”是在反犹主义背景下提出来的。犹太人自称“上帝的选民”,但他们的遭遇却是多灾多难。可以说,反犹主义是人类历史所有仇恨中持续时间最长、波及地域最广、所涉后果最惨、波及人数最多的针对一个特定民族的仇恨。在政治上,法国大革命后,随着自由、民主、博爱等思潮的广泛传播,特别是1791年9月27日法国国民大会决定给予法国犹太人公民身份,法国犹太人在法律上便享有了公民权。在理论上,受启蒙主义影响,欧洲出现了一些同情犹太人处境的知识分子,这批人呼吁改善犹太人命运。1781年多姆作为基督徒就发表了《关于犹太人人权地位的改善》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犹太人身上虽然有许多令欧洲人不满意的缺点,但也有许多值得称颂的优秀品质,比如坚强的意志、积极的进取心、虔诚的信仰、刻苦、诚实、团结互助等[2]。但总体而言,犹太人在当时的欧洲,社会地位比较低,他们受歧视的状况并没有完全消失。如1806年,由于高税收和货币贬值,法国阿尔萨斯地区农民陷入到贫困中,他们便把愤怒发泄在犹太人身上,要求政府采取措施驱逐犹太人。在德国,“犹太人问题”更加突出。在理论上,连向来以理性著称的部分哲学家都是反犹主义者①,如费希特就认为应当坚决、彻底剥夺犹太人融入德意志民族的权利。他对犹太人是否能够被改造成德意志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持怀疑态度。在现实生活中,犹太人遭到迫害,在政治权利上也受到很大限制,如1816年5月4日,普鲁士政府发布命令:犹太人不得担任公职,在国家中只能居于从属地位。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热点问题,“犹太人问题”自然也引起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兴趣。1842年,鲍威尔发表了《犹太人问题》,他认为基督徒超越了犹太民族主义的狭隘性,“基督教是清除了民族利己主义的犹太教”[3]561,和基督教相比,犹太教是人类精神发展的较低阶段,如果犹太人坚持自己的宗教,就使自身与进步对立起来,“他们的宗教和生活方式决定着他们的永久的孤立,因为这种宗教和生活方式就是他们的本质。他们的本质不是使他们成为人,而是成为犹太人”[3]562。他还认为既然犹太人自行将自己与基督徒区分开来,那么他们对于自身的处境,对于被排除在基督教社会之外,对于无法和基督徒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就不能有任何抱怨。1843年,鲍威尔发表了《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一文,再次述及“犹太人问题”。在文中,他认为基督教已经发展为普遍宗教并且同新教一起为全人类解放开辟了道路。与此相反,犹太教由于死死抓住摩西的戒律而仍然是一种无益的教义,因而不能促进人类进步。马克思认为鲍威尔从人类精神发展阶段的角度去认识犹太教和“犹太人问题”是错误的,在看到鲍威尔的文章后,马克思写了《论犹太人问题》一文,批驳他的错误观点。当然,马克思对“犹太人问题”的关注可以追溯到更早。1842年8月25日,马克思就这一问题给奥本海姆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说道:“如有可能,也请您把海尔梅斯所有反对犹太人的文章都寄来。然后,我尽可能快地给您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即使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也要把它纳入另一条轨道”[4]。1843年3月,科伦犹太教公会找到马克思,希望他给议会写一份请愿书,以解决“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欣然同意,他告诉卢格“本地的犹太教公会会长刚才到我这里来,请我替犹太人写一份给议会的请愿书,我答应给写”[5]443。不过,1842年,马克思对“犹太人问题”的关注还是被动的。由于资料所限,我们已经无法找到马克思在给奥本海姆的信中所说的文章和他所说的请愿书。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马克思在他所说的文章和请愿书中对问题的关注是被动的,他这时的学术兴趣还停留在纯粹哲学领域。可见,《论犹太人问题》表明马克思对问题的关注已从被动切入转向主动关怀,并试图探讨犹太人的解放之道①。这表明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之所以关注“犹太人问题”,是因为这一问题是当时的社会热点问题。正是在分析“犹太人问题”这一当时的社会热点问题时,马克思发现了鲍威尔思想中的致命性缺陷。从哲学上看,被动切入问题与主动关心问题是不同的。同时,切入问题是一方面,以什么角度、方式切入问题是另一方面。马克思关注“犹太人问题”,但是切入方式还远未达到他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开辟的“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1]544这一哲学理路。基于此,可以认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已经有了发端,但马克思此时还没有达到“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的理论自觉,仍然是从自发性出发去关注现实问题。仅仅是出于自发性地关注现实问题,当然不能说实践哲学转向已经完成。 二、问题阐释:思辨哲学还是实践哲学? 从对问题的分析来看,马克思仍然在思辨哲学的框架内阐释“犹太人问题”。1842—1845年期间,德国哲学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学术状态,这一时期的德国哲学呈现为黑格尔哲学、施特劳斯“实体”论、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和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等多元图景。在多元图景中,后三者是黑格尔哲学的反叛,但是施特劳斯和鲍威尔、鲍威尔和费尔巴哈亦是观点各异。当然,后三者相互之间,以及与黑格尔哲学之间观点的差异仅仅是理论哲学内部的争论,不过,此时的马克思还不能识别这些哲学家们观点的同质性,没有意识到他们“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1]514。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参与到这场哲学论争中的呢?这要从马克思自身思想发展的脉络中去分析。在大学期间,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哲学影响,他还参加了“博士俱乐部”,在俱乐部中探讨黑格尔哲学,马克思博士论文的选题就受到鲍威尔的很大影响。1841年,在给鲍威尔的信中,马克思告诉鲍威尔,他将以“自我意识哲学”为立论根基去批判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1843年3月,在给卢格的信中,马克思赞扬鲍威尔对《耶稣生平》一书的评论“写得非常出色”。针对施维格勒对鲍威尔的批评,马克思辩护道:“鲍威尔被描述成一个完全没有批判头脑的人!啊!士瓦本人,士瓦本人!就要制造出十分美妙的东西来了!”[5]442不过,这一时期,在如何对待鲍威尔观点的问题上,马克思思想已经展现出矛盾性。一方面,马克思对鲍威尔的观点持辩护态度。另一方面,他又认为鲍威尔的观点过于抽象:“鲍威尔的观点在我看来还是太抽象”[5]443。正是意识到鲍威尔哲学的缺陷,马克思逐渐地离开鲍威尔哲学。到了《论犹太人问题》时期,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就公开化了。马克思之所以批判鲍威尔,直接原因当然是鲍威尔《犹太人问题》的出版,马克思不同意其中的观点。但事实上,《论犹太人问题》的发表只是导火索,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马克思本身思想的转变,他已经从赞成鲍威尔的观点转向批判他的观点,并沿着对鲍威尔思想的批判,逐步走出了思想的“鲍威尔化”,走向了思想的“马克思化”。那么马克思是依托何种学术资源来批判鲍威尔哲学,直至离开鲍威尔哲学的呢?如果马克思依托的思想资源也没有离开“哲学的基地”,那么就不能说新哲学的转向已经完成。也就是说,只有指认出黑格尔哲学、施特劳斯“实体”论、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和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同质性,并在此基础上开辟出实践哲学理路,才可以确认马克思哲学转向的完成。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的思想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他看到了鲍威尔思想的问题,但是他还未能找到正确的思想资源去剖析鲍威尔思想的问题。当时,马克思主要是以费尔巴哈的思想为立论基础去批判鲍威尔思想的。从马克思接触黑格尔哲学开始,马克思一直都是依托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去批判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但是到1842年,马克思转变了对费尔巴哈观点的看法,虽然还不是完全赞同费尔巴哈的观点,但已经开始接受其观点。1842年3月20日,在给卢格的信中,谈到宗教的一般本质时,马克思这样说道:“在这个问题上,我同费尔巴哈有些争论,这个争论不涉及原则,而是涉及对它的理解”[6],这说明,在马克思看来,他和费尔巴哈的观点分歧并非原则性的。1843年3月13日,在给卢格的信中,马克思再次论及这一问题,他说:“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5]442443,言外之意,对费尔巴哈的绝大多数观点他是满意的。1843年10月3日,马克思致信费尔巴哈,高度评价了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在《基督教的本质》中,费尔巴哈表达了与鲍威尔不同的批判思路,他说:“鲍威尔将福音书的历史,就是说……,将《圣经》神学作为批判的对象……,而我,却将一般基督教,就是说将基督教的宗教作为批判的对象”[7]。这说明,在马克思那里,鲍威尔哲学已经从立论根基变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同时,由于《莱茵报》时期的经历,马克思发现国家并非黑格尔所说的“应该是政治的和法的理性的实现”[8]。这样,马克思就从用自我意识哲学批判直观唯物主义转向了用直观唯物主义批判自我意识哲学。从把直观唯物主义作为批判对象转向将其作为立论基础,这是马克思思想的重大转变,但马克思没有意识这种转变仍然局限在“哲学的基地”内部。同时,从这时开始,马克思在学术话语上,也开始借用费尔巴哈的资源。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开始出现“人的解放”“人就是人的世界”“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物质武器”“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等这些费尔巴哈式话语。不可否认,在哲学内涵上,马克思已经开启实践哲学转向,但是离彻底实现哲学转向还有很长的距离:马克思还是在旧哲学的学术框架内改造哲学,他把人的本质的实现作为历史发展的目的,他不是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出发去解释犹太人的解放问题,而是从哲学原则出发去解释。他也没有意识到这只是用一种思辨哲学批判另一种思辨哲学,仍然是在思辨哲学的基地内部的观点争鸣和话语冲突。马克思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内部的话语冲突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马克思以费尔巴哈思想为依托参与其中,又何尝不是局限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马克思以费尔巴哈的思辨哲学为分析工具,虽然这样也可以展开对鲍威尔的哲学批判,但不可能真正实现对传统哲学的超越。从本质上看,这时马克思还没有实现哲学的真正变革,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没有完成哲学革命,他只是开启了哲学变革的萌芽。 三、问题性质:神学问题还是世俗问题? “犹太人问题”是个社会热点问题,是犹太人如何在基督教国家中获得公民权的问题,“德国的犹太人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没有得到政治解放和国家具有鲜明的基督教性质”[9]23。在“犹太人问题”性质的认定上,马克思和鲍威尔表现出了不同的哲学路向。马克思认为应该从社会出发理解宗教,而不是从宗教出发理解社会。鲍威尔却持神学看法,他用宗教解释世俗,认为“犹太人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犹太人信仰犹太教,而国家是基督教国家,犹太教和把基督教作为国教的国家产生了宗教冲突。基督教国家,按其本质来说,是不会解放犹太人的,因为犹太教是国教的死敌。犹太人,按其本质来说,也不会得到解放,因为犹太教和基督教处在人精神发展的不同阶段。在鲍威尔看来,犹太教把犹太民族视为神拣选的民族,这样它就只是犹太民族的宗教,具有狭隘的民族性,而基督教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是世界宗教、普遍宗教,所以相对于基督教而言,犹太教处于自我意识的低级阶段。这样他就将犹太人在德国社会的处境问题这一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解读为犹太教和德国这个基督教国家的关系问题。又进一步将这一关系理解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关系,使得一个现实世俗问题变成了一个神学问题,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变成了一个精神发展阶段的问题。问题的提问方式包含着问题的解决方式。既然宗教对立是犹太人和基督徒最顽固的对立,那么解决之道自然就是消除这种宗教对立。如何消除这种对立?鲍威尔认为应该废除宗教。废除谁的宗教呢?首先是犹太人,因为只有当犹太人不是作为犹太人,不再自我设限把自己同基督徒分开来的时候,犹太人才能得到彻底的、真实的解放[3]562。同时,基督徒也应该放弃宗教。当犹太人和基督徒彼此信仰的宗教都不存在了,宗教对立自然也就消除了。所以,鲍威尔是用宗教的对立去解释现实的对立。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深化了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关于宗教的看法。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宗教观,认为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了宗教。这里,马克思延续了这一看法,认为世俗局限性是宗教的原因,而不是相反。所以,应当用自由公民的世俗局限来说明他们的宗教局限性,不是消除了犹太人的宗教局限性,就可以消除他们的世俗限制。而是一旦消除了他们的世俗局限性,就可以消除他们的宗教局限性。马克思批判鲍威尔“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指出“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9]27。此外,鲍威尔认为宗教解放是政治解放的前提,政治解放需要宗教解放作为先决条件。对这一观点,马克思也是不赞成的,他以北美为例说明了这一问题。在政治解放完成了的国家,比如美国,宗教不仅存在,而且是生气勃勃、富有生命力的存在。这说明政治解放并没有废除宗教,也不可能废除宗教,政治解放后产生的“现代国家”本身就是“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10]。马克思认为只有实现人的解放才能完全消灭宗教,因此,虽然鲍威尔探讨了“谁应当是解放者、谁应当得到解放”,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对犹太人解放问题的认识应该提高到寻求犹太人的解放是哪一类解放的问题,应该提高到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但鲍威尔把政治解放问题还原为宗教解放的问题,他用宗教去解释世俗,否定了宗教对世俗的依赖。马克思认为“犹太人问题”绝不仅仅是宗教问题、理论问题,更是现实问题、世俗问题,这是一个“不以德国的特殊情况为转移、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9]23。马克思以德、法、英三国为例进行了说明。在德国,由于国家是基督教国家,“犹太人问题”就是纯粹神学问题;在法国,“犹太人问题”是立宪制的问题,因为法国是个立宪国家,在那里“犹太人问题”表现为政治解放不彻底的问题;只有在美国,“犹太人问题”才摆脱神学意义而成为真正的世俗问题,这时宗教和国家的关系才表现出本来的、纯粹的形式。所以,在马克思看来,鲍威尔寄希望于通过批判宗教和神学达到解放犹太人的目的是完全错误的。鲍威尔对“犹太人问题”的认识,提出的解决方案都局限在神学外观上,没有深入到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揭示了鲍威尔“犹太人问题”解决的神学视域,指认出“犹太人问题”虽然具有神学问题的外观,但其实质是世俗问题、政治问题。 四、问题解决:理论批判还是市民社会批判? 马克思批判鲍威尔“犹太人问题”的解决之道是从宗教出发,只关注安息日的犹太人,而不关注日常生活中的犹太人。在马克思看来,日常生活中的犹太人就是市民社会中的犹太人,就是经商的犹太人。马克思认为要考察日常生活中的犹太人,就要将问题的重心转向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他将批判从宗教批判深化到制度批判、哲学批判、政治批判,但尚未推进到市民社会批判。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他深化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思考,突出了市民社会批判。市民社会批判不是仅靠理论手段就可以解决的,不是像鲍威尔所说的那样,通过废弃宗教就可以解决,而是需要通过实践手段,也就是通过消除产生宗教的世俗桎梏,即现实社会中的不平等状况来解决。在现实社会中,人的存在状态是一种异化的状态,只有对此进行批判,使人从市民社会中解放,才是真正的解放。那么如何促使人获得真正的解放呢?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当“现实的人”在政治生活和市民社会中都是“类存在物”时,才能使“现实的人”由市民社会的成员、利己主义的人变成真正的人,而这需要以消灭私有制为基础。当然,此时的马克思还不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角度去思考私有制的消灭问题,还是从私有制与人的本质的偏离来批判私有制。他认为犹太人获得解放的目标就是从犹太教的世俗基础中解放出来,就是人类从金钱势力中获得解放。在马克思看来,犹太人解放为人,人从犹太精神中获得解放,不是像鲍威尔所理解的那样,只是犹太人的特殊任务,而是渗透着犹太精神的现代世界的普遍任务。因为对金钱的崇拜是犹太精神的本质特征,也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这样,“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就和人类社会“历史之谜”的解答重合起来。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得出结论“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9]55。但是客观地说,由于马克思自身思想的不完善,他还没有认识到犹太人解放、人的解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及异化生存状态存在的客观必然性,还未意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1]。此时,马克思还是将道德评价置于历史评价之上,随着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这一问题陆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得到解决。由此可见,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批判了鲍威尔的错误观点,批判了鲍威尔将世俗问题还原为宗教问题的思辨哲学本质。他反驳了鲍威尔通过宗教解放来实现人的解放的错误观点,指出只有通过批判市民社会,通过人的解放的途径才能形成解放的人,才能彻底废除宗教。实际上,由于马克思仅仅发现费尔巴哈观点和鲍威尔、黑格尔观点是唯物、唯心的区别,尚未意识到费尔巴哈、鲍威尔和黑格尔思想的同质性。他没有意识到以费尔巴哈的思想作为前提,以此来批判黑格尔、鲍威尔的思想是有缺陷的,这只是用一种思辨哲学批判另一种思辨哲学,仍然是在思辨哲学基地内部的观点争鸣。当然,由于马克思已经开始关注现实问题,并指认出“犹太人问题”的世俗性,以及开始探寻从市民社会批判的视角去寻求“犹太人问题”的解放之道。因此,可以说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已经发端。 作者：李双套 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哲学论文,"{ ""15"": { ""category_1_x_lunwen.id"": 15, ""category_1.id"": 1, ""category_1.ts"": ""2018-05-24 02:07:13"", ""category_1.title"": ""哲学论文"" } }" 16,"2018-05-24 04:27:23",谈儿童哲学的中国化问题,2018/3/23,56,"摘要儿童哲学自引入中国后整体上并没有达到真正的中国化。本文欲从文化的角度、儿童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研究角度与儿童哲学的课程开发与教学的角度来探寻儿童哲学的中国化之路。 关键词儿童哲学；中国化；现状；对策 自20世纪90年代引入中国后，儿童哲学……","摘要儿童哲学自引入中国后整体上并没有达到真正的中国化。本文欲从文化的角度、儿童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研究角度与儿童哲学的课程开发与教学的角度来探寻儿童哲学的中国化之路。 关键词儿童哲学；中国化；现状；对策 自20世纪90年代引入中国后，儿童哲学的中国化现状不容乐观，儿童哲学概念及其功能熟知度低、儿童哲学教育理论中国化研究相对较少、儿童哲学课程开发单一化。本文从多元复杂的文化、儿童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儿童哲学的课程开发与教学三个角度来为儿童哲学的中国化寻求道路。 1儿童哲学中国化的问题表征 1.1儿童哲学概念及其功能熟知度低 “儿童哲学”这一名词并没有广为人知，儿童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具有地域性。对儿童哲学真正了解的更少之又少，大多数人认为儿童哲学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哲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哲学家们常给人一种思维缜密、高深莫测的距离感，天真无邪的儿童怎能与这样的一门学问有联系，将儿童与哲学进行组合后，人们不禁都会对此产生疑问。儿童哲学的确真真实实的存在，并且对儿童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儿童哲学可信度和能否实施受到人们的怀疑。理论指导实践，首先要论证理论的可行性，对理论的自信是实践进行的前提。儿童哲学目前在中国熟知度低，可信度低，这直接导致了儿童哲学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中都没有受到重视，呈现缓慢的发展。 1.2儿童哲学中国化理论研究相对较少 美国儿童哲学的开创人马修•李普曼的“给儿童哲学”和马修斯的“儿童的哲学”成为儿童哲学的主要代名词和解释方式。近些年国内关于儿童哲学的理论研究，大多数是关于马修•李普曼与马修斯的比较、对马修•李普曼与马修斯提出理论进行解读、论证儿童哲学何以可能等，以西方理论范式来探究儿童哲学教育以及如何开展儿童哲学教育[1]。对西方儿童哲学理论的研究成为当前研究的主要潮流，研究西方理论目的亦是指导我国儿童哲学教育的进行，如果没有将儿童哲学中国化作为研究的落脚点，那么研究将缺乏意义。目前儿童哲学在中国本土理论研究稀少，教育理论难以先行。以中国实情而制定的儿童哲学的发展方向，儿童哲学的课程预达到的目标，儿童哲学的课程正规化等问题都未曾明确被提出在现阶段，儿童哲学在中国化理论上并未走上正轨，真正走上中国化的道路艰辛漫长。 1.3儿童哲学课程开发形式单一，形态多样化 在儿童哲学的课程开发上，我国儿童哲学课程开发以校本课程为主。校本课程开发参与者是教学领导与教师，具有教研与试验的性质。校本开发的课程有着自身的特点，课程与学校现实相联系，校本课程更接近学生的生活经验、社会经验和学习经验，与本土知识相联系。正是这种独有的特点，我国各地校本课程呈现多样化的局面。儿童哲学在我国属于新派领域，校本课程开发者对儿童哲学的内涵、儿童哲学的相关理论、儿童哲学教材如何编写、儿童哲学如何在实践中实施了解来自于书籍或期刊，并没有系统学习过儿童哲学。学校的一线教师虽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但对儿童哲学这样的课程开发缺乏必要的哲学素养、理论视野。儿童哲学课程开发单一，已经开发的课程在质量上单独追寻地方特色而丢掉儿童哲学的本真目的成为当今儿童哲学课程开发的一大问题。 2儿童哲学中国化问题的思考向度 2.1当前中国的文化图景 文化构成了个体发展的软环境，对个体的影响重大而深刻。我国当前处于传统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主流文化等共存的多元文化时期，多元的文化环境对教育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对儿童教育的开展在无形中发挥着作用。文化既可以作为一套宏观的符号系统，为教育提供一种大的文化背景，同时文化还可以作为一种微观的文化工具作用于个体的意义生成，影响个体的思维。儿童哲学中国化问题与当前的文化背景有着内在的紧密关联。首先，传统文化的思维范式影响儿童哲学中国化进程。我国古代先贤对儿童的教育其中蕴含着哲思，但却没有产生系统的思想。就整个传统文化的大发展来看，并没有因个别先贤的儿童哲学思想而改变其对当今儿童哲学发展产生的作用。传统文化下的知识分子，崇拜知识的权威，喜好与习惯于经验主义的思考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儿童天马行空想象，扼杀儿童提出“为什么”进行探索自我的哲学世界。刘晓东曾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浓厚的经学思维的教条主义的传统，让小孩子从小避免经学思维的影响，学会批判性思维，民族文化改造的重大环节之一[2]。”思考与创新的缺乏，成为儿童哲学在中国进行推进的一大阻力。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不具备产生儿童哲学的土壤，儿童哲学引入中国后对其内涵、功能等宣传力度小，使儿童哲学何以可能深受怀疑。儿童哲学的中国化首先要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儿童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创造条件；加大对儿童哲学在学校、家长中的宣传，呼吁儿童哲学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中开展。其次，大众文化的发展为儿童哲学中国化提供契机与考验。自改革开放以来，大众文化在我国逐渐兴起，成为当今文化中对人们生活方式影响最深、最受欢迎的形式。大众文化从西方传入我国，同儿童哲学一样属于舶来品，西方的儿童哲学在大众文化的环境中成长起来，西方的儿童哲学在大众文化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因此大众文化在我国的兴起，对儿童哲学的发展有着关键的作用，大众文化为儿童哲学的推广提供了充足的教育资源，多媒体的应用使儿童在体验上、感觉、知觉、触觉更加丰富，激发儿童的思考，为儿童哲学在学校、家庭中的教育提供有利条件。大众文化也对儿童哲学的中国化提出了考验，发达的科技与互联网，为儿童所提出的“为什么”提供思路与答案，但这同时又会使答案固定化，限制儿童的进一步思考和对自己思维的构建；大众文化下的价值观呈现多元性，儿童的分辨能力不够，对于是非等概念的形成难免会出现偏差，误入歧途。大众文化对儿童哲学的中国化有着双重的影响，充分开发大众文化下的儿童哲学教育资源，解决大众文化下混乱的价值观对儿童的影响是当下儿童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应重视和实践的。传统文化与大众文化成为当前儿童哲学中国化问题的文化语境和背景，儿童哲学中国化问题只能在这个宏观的文化框架下思考才能有所突破和发展。 2.2儿童哲学中国化理论研究的发展和深化 首先，只有使儿童哲学理论进一步深度化和本土化，才能使儿童哲学真正实现中国化。儿童哲学学人在儿童哲学领域的缺席是儿童哲学理论中国化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儿童哲学是哲学在儿童阶段的表现形式，儿童哲学充满着儿童时期特有的天真、表象杂乱无章，儿童在充满新奇的世界中，满怀好奇的探索，不断建构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归根结底，儿童哲学具有哲学的性质，其作用在于丰富儿童的精神世界与发展儿童的思维。中国的儿童有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特点，西方的儿童哲学理论与中国实践对接就会出现问题，解决儿童哲学中国化问题需要哲学学人从理论上给予支持，请哲学学人为儿童哲学中国化上把握大的方向，推进儿童哲学的中国化。其次，只有加强儿童哲学在中国的推行力度，才能加速儿童哲学中国化。儿童哲学中国化教育理论研究相对较少，与儿童哲学在中国的推行力不足有直接的关系。儿童哲学中国化问题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与儿童哲学在教育中的地位不高分不开。提高儿童哲学在教育中的地位，加大儿童哲学的宣传，使各级教育研究者认识到儿童哲学作用的重要性，为儿童哲学中国化提供必要的环境。儿童哲学中国化在实践上得到重视，研究者投入精力去研究如何促进儿童哲学中国化，丰富儿童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进而加快儿童哲学中国化的实践进程。 2.3儿童哲学的课程开发与教学 首先，儿童哲学的中国化适度的理论先行与实践结合，双向滋养才能使儿童哲学在中国的推进进一步实现。校本课程的开发是儿童哲学本土化的途径，但儿童哲学的中国化决不能因中国而抹杀儿童哲学原有的基本要素[3]。课程开发不能只依靠学校和教师进行，关注儿童哲学的哲学学者和教育学者的参与是课程开发得以保证儿童哲学本质的有效途径；学校教师对学生情况、学校情况掌握充足，为儿童哲学研究提供实证素材。其次，在学校开设的具体课程中，儿童哲学锻炼儿童的思维，课程通过实践与对话形式开展。儿童哲学像学校开设的其他课程一样，人人都可以学习；儿童哲学又不同于其他课程，它并不教授儿童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给予儿童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儿童哲学教学实践的开展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不能要求儿童像成人一样理解哲学，思考哲学问题，但我们可以帮助儿童在哲学的熏陶下，把握不同门类的哲学概念，因为儿童一直在行动，在践行，在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进。马修•李普曼创造了具有启发性和民主合作精神的“探究群体”[4]，儿童的好奇心的满足通常通过行动来得以实现，建构自己的概念观，儿童的好奇和好动为他们的哲学探索提供内在动力。儿童哲学课程的开展需要转变以往课堂上以教师讲授为教师学生共同实践的现状，以对话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马修•李普曼指出对话是基于生活经验的哲学对话，通过儿童哲学使儿童获得语言的问询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是关键[5]。高德胜在道德教育的对话式教学关系的构建中曾提到，首先，教师角色意识的转变，教师应该是“平等席中的首位”。教师必须改变原有的思维方式，从对象思维向关系思维转变，从权威者向“平等对话者”转变。其次，以在场因素作为教学的出发点，在场因素是与儿童自身经验、体验及生活相关的因素，为对话的开展奠定了基础[5]。无论是在道德教育中的对话式教学还是儿童哲学课程中的对话式教学，教学方式的转变、对话教学的开展，需要教师革新教育观念，增加个人知识储备和提升哲学素养。儿童哲学的中国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改变现有观念上，真正接受儿童哲学概念是儿童哲学中国化首要进行的，利用现有多元文化为儿童哲学发展提供便利条件；力邀哲学学人对儿童哲学中国化理论进行研究，提高儿童哲学在教育中的地位，吸引研究者对儿童哲学中国化的关注并进行理论研究；改变儿童哲学课程开发单一现状，转变儿童哲学教学为对话教学，加快实现儿童哲学的中国化。 参考文献 [1]高振宇.儿童哲学的再概念化———对李普曼与马修斯“对话”的再思考[J].学前教育研究,2010(6). [2]刘晓东.儿童哲学:内涵和外延[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8(3).[3]高振宇.儿童哲学的中国化:问题与途径[J].全球教育展望,2009(8). [4]方展画,吴岩.李普曼以对话为核心的儿童哲学课程及其启示[J].教育研究,2005(5).[5]高德胜.生活德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65. 作者：杨隶瑛 单位：渤海大学教育与体育学院",世界哲学论文,"{ ""16"": { ""category_1_x_lunwen.id"": 16, ""category_1.id"": 1, ""category_1.ts"": ""2018-05-24 02:07:13"", ""category_1.title"": ""哲学论文"" } }" 17,"2018-05-24 04:27:24",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方式,2018/3/23,65,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是方法，但在教学实践活动中，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一般学科教学等同起来，采用以知识灌输为主的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式越来越不适应当前实践的需要。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应该以受教育者学会如何思考为基本立足……,"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是方法，但在教学实践活动中，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一般学科教学等同起来，采用以知识灌输为主的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式越来越不适应当前实践的需要。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应该以受教育者学会如何思考为基本立足点，要学会像马克思那样思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方式；转变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我国以来，不仅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而且也为当代众多学者在研究中国现代哲学上提供了有效的主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今天的地位，除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性有关之外，更重要的是众多信仰及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已经形成的前提下，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现实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向前推进，成为我国哲学界当前所面临的难题。故此，本文认为有效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方式的转变，理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构建和阐述的基础上，加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建设。 一、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方式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方式是以灌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为主要任务，以规模化教学为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方式。（一）以“理论体系”构建和阐释为主要任务由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建者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并没有对他们所创立的新哲学理论进行系统说明，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社会制度，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如何向人民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了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一个系统的概括和说明就成了必然。苏联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列宁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进行了构建。我国由于是在苏联之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借鉴了苏联的经验。虽然在具体的章节上，加入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如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邓小平的“实践是经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我国的具体实际情况。但是在总体上，当时还是没有跳出苏联模式，在教科书的编排上，仍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性构建作为主要目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授上，仍然也是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性知识为目标。这系统的起点是“物质”，通过物质的现实性，推出“物质决定意识”这个结论，通过这个结论推出唯物辩证法、认识论，把辩证法运用于历史，就形成了唯物史观。这是整个体系的基本框架所在。 （二）以知识灌输为目的 以知识灌输为目的，就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育者以经典教材的内容为主，在讲授的过程中，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原则为目标，其希望的结果是被灌输者通过理论学习，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原则。这种教学方式的特点是，以教育者作为主体、受教育者为客体的一种主客体的单向作用形式。从目的性上看，教育者的目的是系统地、清楚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和原则灌输给受教育者。至于受教育者能不能掌握、掌握多少、能不能在实际中运用，这不是教育者重点关注的。而受教育者的目的则是，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努力地记住每一个概念和基本原则，能够回答教师的提问。在教学中的具体表现就是，“以教师的观点为观点、以教师的理解为理解、以教师之是非为是非的学风”[1]75。 二、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方式的局限性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方式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随着我国社会实践活动的不断展开，其教学方式的弊端也逐步地显现出来，这些弊端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性的人为割裂 通过唯物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区分开了；通过认识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不可知论区分开了；通过辩证法和历史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历史观区分开来了，也把它与一般的唯物主义区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是方法，但在教学实践活动中，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一般学科教学等同起来，采用以知识灌输为主的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式越来越不适应当前实践的需要。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应该以受教育者学会如何思考为基本立足点，要学会像马克思那样思考。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方式；转变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1-0216-02216分开了。通过这几种区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现出一种全方位的超越的图景。但笔者认为，这种区分有以下弊端：一是这种区分是一种论战式的区分，是一种机械式的划分。这是一种对旧哲学的回应，但是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的那样，他为了反对杜林先生，他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从而不能完整地论述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把恩格斯的话延伸开来的话，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当今这种对旧哲学的回应式的构建，必然也无法摆脱旧哲学体系的束缚，因而也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二是误解了恩格斯所提出的对哲学的基本问题的理解。恩格斯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编写者得出结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回答这些问题。在笔者看来，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有时会提到这些问题，但是，他们并没有在概念上过多地纠缠，即他们已经跳出了这种思辨模式，而把哲学的对象转移到了对现实世界的改造上，在对具体问题探讨上得到了论证，而且，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唯物论、辩证法、方法论和历史观这些问题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因此，这种刻意的区分不仅不能完整地、系统地呈现出马克思的新哲学的面貌，而且还会在无意之间割裂了马克思的新哲学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教育者对受教育者传播这样一种观念，必然使受教育者不能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 （二）“理论体系”意识容易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沼 形而上学是指“在思想方法或思维方式上，它主张以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问题，缺乏对对象的整体性、联系性、动态性的思考和在对立握统一中把握事物的思维方式”[1]112。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实践活动中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实践活动中，往往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性的传授，但这像前面所探讨的，这种“体系意识”对系统性的过度追求，会导致一种相反的结果，即在无意之中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联系的断裂。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各组成部分的统一性和内在关联性就没有得到合理地显现，这就决定了它无法传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实质和精神。如果在教学实践活动中，对受教育者也灌输这种意识，必然会让受教育者也陷入一种孤立地看问题的思维模式。其次，在“体系意识”的支配下，人们关心的是哲学概念、原则之间的演变和逻辑，强调的是概念之间的逻辑演变，这必然会导致与现实生活的脱离。再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实践活动中，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对立起来。这样会造成一种错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独立于任何哲学之外的，是凭空产生的。而在具体的教学中，往往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范畴去把西方哲学、中国哲学进行简单的、机械式的评判，把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所有哲学，要么看成是思辨的、形而上学的、唯心的，要么把它们仅仅看作是批判的对象。这样既不能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产生的变革，也不能吸收其他哲学的合理因素，从而陷入一种形而上学的独断。 （三）教学实践中的教条主义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过程中，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授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教科书作为绝对真理。他们往往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教科书为依据进行教学活动的。这就决定了他们不仅要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作为绝对真理，而且还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编写的观点作为绝对真理。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他们照本宣科地传授教科书的每一个概念、原则和每一句话。教育者的这种教学思维必然会感染到受教育者，导致受教育者在接收教育内容时，也会把教育者的观点作为绝对真理。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是“方法” 转变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方式，成了现代教学的内在要求。那么，如何转、转向哪里，成了当下哲学研究者所要面临的问题。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其核心就是从“理论灌输式”的教学方式转变为“方法启迪式”的教学方式。 （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应该以受教育者学会如何思考为基本立足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直接关乎受教育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因此，方法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受教育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那么，当下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更好地传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教学过程中应重点关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在教学过程中，把启发受教育者学会思考作为教学活动的立足点。不仅要使受教育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有一定的掌握，而且最重要的是要启迪受教育者认识到人生的意义何在。 （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中，要学会像马克思那样思考 首先，要从实际出发，即要从我国的现实状况出发，在实际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整个无产阶级来说都具有普适性，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强调，要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而定，即要注意特殊性，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运用其理论。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这样做的。因此，从实际出发，这是我们研究新问题、发现问题的出发点。其次，“理论联系实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所提供的方法论意义，作为分析、研究具体的实际问题的思想指导”[1]93。这就要求，受教育者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后，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的实践思维方式去分析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去机械地套用在现实问题上。最后，要实事求是，即从事实中求“是”，这就要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所提供的实践思维方式和实际逻辑，去分析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并从中引出新结论———做出合乎本国、本地区、本单位实际情况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和发展”[1]93-94。 参考文献： [1]倪志安.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方法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作者：洪再环 单位：铜仁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哲学论文,"{ ""17"": { ""category_1_x_lunwen.id"": 17, ""category_1.id"": 1, ""category_1.ts"": ""2018-05-24 02:07:13"", ""category_1.title"": ""哲学论文"" } }" 18,"2018-05-24 04:27:29",谈以人为本的环境哲学,2018/3/23,97,摘要:生态环境问题关系到人类及整个生物圈的共同命运。环境哲学建立在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哲学反思之上，可视为哲学思考革命式的转变。“非人类中心主义”试图以否定“人类中心”为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理论支撑。然而，“人类中心立场”具有稳固的哲学思想基础和……,"摘要:生态环境问题关系到人类及整个生物圈的共同命运。环境哲学建立在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哲学反思之上，可视为哲学思考革命式的转变。“非人类中心主义”试图以否定“人类中心”为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理论支撑。然而，“人类中心立场”具有稳固的哲学思想基础和存在的必要性。不管是在认识论还是价值论上，“人类中心立场”与环境哲学的根本理念并不矛盾，而恰恰是建构环境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可以通过强调代际伦理、全面理解“人的本质”建构“以人为本”的环境哲学。 关键词:环境哲学;以人为本;代际伦理;人的本质 生态环境问题关系到人类乃至整个地球生命体的未来命运。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人类对此负有全部责任，人类必须尽最大努力维护生态平衡、稳定，这已成为普遍共识。在此前提下，哲学领域出现了以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为代表的哲学思潮，将生态环境问题提升至哲学的高度。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哲学的使命。环境保护既需要行动，也需要理念。环境哲学提供的正是环境保护的理念。〔1〕97 一、环境哲学的诞生 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哲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的反思，并发生了具有时代意义的转向:哲学的基本问题不应该仅停留在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上，而有必要上升到人与自然关系的维度。哲学的转向同时也是伦理学的转向。传统伦理学仅限于人类内部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视野也被打破，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来思考人的善行和美德应是环境伦理学的核心命题。环境哲学与环境伦理学互为表里，构建了一个以人与自然关系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1887—1947)在《沙乡年鉴》(SandCountyAlmanac)中提出了“大地伦理”的概念，认为人类伦理观念应该从人类社会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共同体，即所谓“大地”之中。由此，伦理学不再只是人类内部行善的领域，人类的道德责任、美德意识从此要由人及天，其对象与领域要扩大到自然。一个人只有同时能施爱于大自然对象，尊重、热爱、呵护自然时，他才能成为一个完善的，有良知的人。〔2〕10这种伦理意识的扩展建立在人类深入了解自然的基础上，并以生态环境出现严重问题为契机。伦理意识革命性的扩展同时也是哲学视野的扩展。奥尔多•利奥波德进而认为，“大地”上的一切组成了一个紧密联系、互为因果的“生命共同体”，人类只是其中“普通一员和公民”。即使人类凭借自然赋予的理性能力居于生命金字塔的顶端，但是物种之间的强烈的依赖性决定了他们生态意义上的平等。人类的价值是大地赋予的。新的伦理哲学试图在根本意义上消解由来已久的“人类中心主义”。1962年蕾切尔•卡逊(ＲachelCarson)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书中系统展示了美国滥用农药导致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情形。此书的出版引起了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从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环境保护运动。正是由于卡逊的努力，利奥波德超前的“大地伦理”才会真正演化为一个持续的环境哲学运动。〔2〕12阿内尔•内斯(ArneNaess)的“深层生态学”可视为是对这场环境哲学运动的总结。阿内尔•内斯区分了“肤浅的”生态学和“深层的”生态学，认为:“肤浅”生态学从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解决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的问题;“深层”生态学则以生态环境整体的稳定、健康为核心目的，提出了多样性、复杂性、自主性、去中心化、共生、平等和无等级等原则。深层生态学实现了环境哲学由外而内的转化，将关注的视角从作为人类外部的环境转移到人类自身，特别是人类社会的伦理维度。重构伦理哲学，将伦理之善、道德原则扩展到整个生态环境，是环境哲学最根本的理论诉求。继内斯之后，比尔•德维(BillDevall)和乔治•塞森斯(GeorgeSessions)提出了“生态中心”理论，强调将生态环境整体置于伦理哲学的中心位置，认为生物圈内部的各要素均有平等的权利。由此，环境哲学、伦理学被众多学者视为是人类哲学革命性的转变，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不难看出，当前的环境哲学及环境伦理学大多建立在对所谓“人类中心主义”否定的基础之上，他们将人类中心主义视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根本原因。然而，人类中心主义是否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呢?人类确实要为生态环境问题负责，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必须将人类从哲学思维的中心赶出，才能恢复生态自然的和谐呢?首先，需要考察“人类中心主义”到底是指什么。 二、人类中心立场 人类中心主义，并非某种经过精心建构的系统学说，与其说是“主义”，不如视为“立场”更恰当些。“主义”暗示着一种显而易见的意识形态特征和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然而，被环境哲学讨论或批评的“人类中心主义”并不具有这样的特征，它呈现出的是一种“人类中心立场”。换句话说，“人类中心主义”是被“非人类中心主义”所建构起来的一个批判的对象。为此有必要将其还原为一种“立场”，将“人类中心”视为哲学思考的基础或出发点，这意味着更加客观的、开放包容的态度和倾向。人类中心立场表现在思想意识的多个层面。认识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其实质是理性中心。人类理性是有限的，人无论如何超脱不了自身的限制，以动物本位的立场去认识世界，更不会以生态本位的“上帝视角”去认识宇宙。人凭借自身有限的理性认识世界，“为自然立法”，进而“统治”世界、改造世界。在此过程中，理性能力是人认识世界的核心。任何理论或观点的提出，只能由人提出，由人来解释。“非人类中心主义”不也是人类提出的吗?目的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立场将人视为宇宙万物的目的，同时也是人自己的目的。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指出，“人类……都是作为自身即是———目的而存在着，而不是作为由这个或那个意志随意使用的一个手段而存在着”〔3〕58。人类作为一种生物，必然要以自身为目的，就像其他生物也将自身的生存作为目的一样。更何况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意味着人类可以脱离生物性本能对自身存在之目的有自觉的意识和追求。价值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立场，受到了“非人类中心主义”最强烈的批判。究其原因，是因为人类工具理性的泛滥渗入到价值领域，使得自然环境在工具理性的视野内，被认为是只有工具价值，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牺牲品。为对抗这种将自然工具化的“工具理性的泛滥”，“非人类中心主义”提出自然的“内在价值”，意在以此为基础反对价值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立场”。严格地讲，将对“泛滥的工具理性”的反对扩展到推翻整个“人类中心立场”，试图以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否定人类的价值判断主体地位，是一种“过激行为”，超出了必要的范围和程度。首先，工具理性并非是理性能力的全部，对工具理性泛滥的批判不能全盘否定人类的理性能力，因而也不能否定“人类中心立场”。工具理性的本质是技术理性，其核心是科学技术。法兰克福学派创造性地运用了这一概念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然而不幸的是他们并未将矛头对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而指向了曾给人类带来文明进步的科学技术。这一方向性的错误导致“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判。其次，自然的工具价值与其“内在价值”并非水火不容，看似的矛盾只是认识角度不同所致。价值的本义是客体的存在、性质与主体需要之间的相互关系，客体可以满足主体需要，对主体而言，客体便是有价值的。客观上，自然确实可以满足人类的部分需要，对人类而言，自然确实具有工具价值。然而在另一种情况下，自然具有其“内在价值”，即自然同时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时，自然物之存在和属性对其本身而言是有价值的。即使自然物对此并无自觉，这种所谓的“内在价值”在人类的眼中依然成立。因此，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并不相悖，人类没有理由厚此薄彼。第三，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内在价值”并不能跨越“人类中心立场”而进入到“生态中心”或者是“自然中心”。这种价值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同情，是人类将自身的生存经验想象地转移到自然和自然物身上的结果。不可否认，人类的存在和属性对人类自身而言是需要的、必要的，因而是有价值的。为此，罗尔斯顿认为，非人类与人一样具有价值创造与价值评价的能力、保存自身“同一性”的价值能力。〔4〕42－43然而，他却忽视了此价值之前提。人类由自身向外推及自然，便建立了一种想象性的价值同情，认为自然也应有此价值需求和满足。这种想象性价值同情的成立是建立在人类伦理经验、想象能力和审美同情之上的。换句话说，内在价值依然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讲到的“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5〕53，如果我们把价值的形成看做是某种“生产”的话，自然的内在价值就是人类按照自然的尺度“生产”的结果。第四，价值论始终与认识论是一致的。有什么样的认识论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论。不论是主客二分还是主客一体，价值论都是建立在以理性为核心的认识能力基础之上的。客体的存在和属性能不能被认识，怎样被认识，在何种程度上被认识，直接关系到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可见，价值论无法与认识论相分离。于是，在认识论上站不住脚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也无法在价值论上真正立足，可以实现的只能是源于想象性价值同情的“内在价值”。尽管“内在价值”存在于人对自然的想象性关系中，但不能否定其伦理学意义上的积极意义。人类对自然内在价值的“尊重”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支撑之一。综上所述，不论是思想史上，还是哲学逻辑中，哲学思考始终是围绕着人而展开的，人毫无疑问占据着中心位置。于是，面对无法绕开的“人类中心立场”，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便应该是:我们需要建构怎样的人类中心立场。 三、对“人类中心立场”的修正 非人类中心主义对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揭示出了问题的要害，但其解决问题的方式值得商榷。生态环境被破坏，人类中心立场固然难辞其咎，然而也无须全盘推倒。环境哲学的革命面对的是整个哲学传统。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建立起来的主体性地位是不容否认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对人类中心立场作出修正。1．代际伦理伦理是人与人相处应当遵守的原则和规范。一般意义上，伦理学只涉及当前时代具体存在的人际关系，很少论及多代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近代，随着环境问题的凸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伦理关系的纵向维度得到更多的重视。“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是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伦理学表达。代际伦理是指人类代与代之间的伦理关系和伦理规范的总称。〔6〕29就环境伦理学而言，前代人生存发展中必须将后代人的生存发展对环境的要求考虑进来，不能危害到后代人的生存环境。为此，保持和维护生态环境的健康成为人类伦理规则的必然要求。前代人出于对后代人的伦理责任必须将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视为自身伦理义务的一部分。可以看出，代际伦理仍然遵循了“人类中心”的逻辑，将伦理的范围扩展至后代人类，由此便可得出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必要性，所以，代际伦理应该成为环境伦理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此完全可以在人类中心的立场上言说保护环境的必要，可以站在人类自身的利益上践行保护环境的伦理准则。人与自然的矛盾终究还得落实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还得依靠人来解决。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落实到人类代际间的关系上才会更有现实性。“非人类中心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人类生态文明的乌托邦。然而，脱离作为中心的人，这种理想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难以实现的。况且，人类何以在观念中取消自身的主体性，而成为自然中平凡的一员:七十亿有着强大能力处在生态链金字塔顶端的人类决不可能将自身的角色定位为普通自然生物。人类应该作为地球生态金字塔顶端的高级生物而有所作为，成为维护生态平衡的主要力量。人类应该在环境保护中发挥自身的能动性，而非成为普通之一员。当代际伦理要求当代人把对于后代人的责任落实到环境保护之中，将环境保护纳入人类普遍的伦理规范之内，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才真正具有现实性。对自然保护区的设立及管理便是有力证明。在非洲草原上，人类在不同的自然保护区之间运送各类动物，从而实现自然保护区内的生态平衡。这便是人类该承当的责任，而这不是一个生态链中普通的一员可以做到的。在保护生态的行动中，还需以人类为中心。“非人类中心”的设想并非最佳途径。现实而言，还需以掌握的自然科学、生态学知识为基础，以人的自觉能动的本质力量，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环境。人类的中心位置，不容否认。那么，以什么样的“人类”为中心呢?2．全面理解“人”“非人类中心主义”试图以消解人类的“中心”地位作为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回应，然而事实上，需要重新审视的是“人”而非“中心”。“人”是什么———成为思考环境问题的重要前提。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背景下，人是什么的问题，被予以不同的回答。或者可以说，不同的理论视角下，得到的答案不尽相同。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56后来的学者由此便将人的社会属性视为人本质的全部含义。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的本质”是相对于“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提出的，是马克思从“现实性”的角度对人社会属性的强调，进而批判费尔巴哈“孤立的、单纯的、抽象的人”对人的本质的曲解。即使是就此现实性而言，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忽视被认为是“非本质的属性”的存在。事实上，更全面地，马克思主义解决人的本质问题，是从人的两重存在出发的，即人既是自然存在物，又是社会存在物。“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7〕67因此，人有两重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需要将人的社会属性突出显示出来。生态环境问题凸显要求哲学必须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要求强调人的自然属性，不止于“内外自然的人化”同时也应重视“人的自然化”问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首先是“作为自然之组成部分的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体现出的首先是人的自然属性。面对当前的生态环境问题，人的自然属性需要得到更多的重视。人的自然属性为人的生态属性提供必要前提，是调节人与自然关系、促进自然和谐的可靠保障。只有强调作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统一体的人，才具有本时代的现实性。可以设想: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共同视为人的本质属性，才符合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时代要求。人类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决定了人的自然属性。单就人类社会而言，社会关系构成了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然而从生态整体而言，人的自然属性更具有根本性意义。人首先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人类的存在依附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稳定。生态系统的利益直接就是人类的利益，生态环境被破坏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环境哲学以整体的视角观照人类社会就会发现:在生态链上，人类社会也可以被视作是生态序列的一个环节，在此环节中，能量分配、转移、消耗并没有更多的秘密。人类社会以一种高级理性动物特有的方式参与了生态系统的运作。所以，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就是人类参与生态系统的具体方式。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丰富性本身就是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丰富性的特定表现方式。在此意义上，人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相统一。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过于强调社会属性的相对独立，以及对“自然的人化”的极端化追求，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现在，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的本质不只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应该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当我们全面看待人的本质时，保护环境就不只是同情式善待动物和植物，而直接就是保护人类自身;保护环境的实践直接就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发挥。在此意义上，自然之美才真正成为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四、结论: 以人为本建构环境哲学“人类中心立场”是人类哲学思考的出发点，“人类中心”贯穿于整个哲学思想史。应时代要求而生的环境哲学无须否定这种传统基础，人类也无法脱离自身的本质规定去保护环境。保护生态环境还需要以人为中心进行思考和行动。以人为本是“人类中心立场”更为恰当的表述，为环境哲学建构提供方法论指导。以包括后代人在内的全体人类为本，以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统一之本质的人为本，是环境哲学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陈望衡．环境美学的当代使命［J］．学术月刊，2010(7)． 〔2〕薛富兴．环境哲学的基本理念［J］．贵州社会科学，2009(2)． 〔3〕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M］．孙少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4〕［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自然的价值与价值的本质［J］．刘耳，译．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2)．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6〕廖小平．生态伦理、代际伦理与可持续发展［J］．道德与文明，2002(3)．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作者：马鸿奎 单位：南开大学哲学院",大众哲学论文,"{ ""18"": { ""category_1_x_lunwen.id"": 18, ""category_1.id"": 1, ""category_1.ts"": ""2018-05-24 02:07:13"", ""category_1.title"": ""哲学论文"" } }" 19,"2018-05-24 04:27:34",谈工程与工程管理的哲学问题,2018/3/20,33,摘要：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而经济体制与变化规模异常迅猛。在巨变的市场环境下，工程与工程管理的应用标准与压力不断提升。在经济体制中，许多需要解决的难题，都应该进行及时科学的处理，面对诸多问题，哲学理论与思想往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摘要：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而经济体制与变化规模异常迅猛。在巨变的市场环境下，工程与工程管理的应用标准与压力不断提升。在经济体制中，许多需要解决的难题，都应该进行及时科学的处理，面对诸多问题，哲学理论与思想往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工程；工程管理；哲学 1引言 哲学思想能够应用于人类活动的各项领域。对于迅速发展的社会环境，需要进一步结合实践与理论，对工程与管理进行充分的思想传递与哲学应用，保证其顺利的发展与运行，在建设中不断完善与拓展。 2工程与工程管理的哲学关注问题 工程与工程管理哲学关注主要涵盖其工程本体理论、工程认识理论、工程方法应用理论等。作为工程思想指导重点，会覆盖工程系统观念、工程社会影响以及生态价值观的应用。在工程和工程管理实施过程中，需要重视哲学理念以及价值冲突，并运用工程和工程管理特征并加以深化研究。基于哲学理论的重要性，分析工程与工程管理的哲学关注问题如下： 2.1工程与管理的发展观 目前，工业经济已经普及于生产的每个环节。面对时代的进步与经济发展，很多工程在建设中进行紧密结合，并且通过经济利益和导向工程的应用实现针对性解决。应用工程与工程管理的操作技术以及管理应用的技术展示，实现较多的关系型协调。其中包括人与自然、工业与生产、工业与自然、人与工业等等之间的关系与发展的宏观方向[1]。针对这种具有系统工程结构的内容，需要以发展观为主要研究对象，解决面对发展观存在的工程与工程管理问题。 2.2工程与管理辩证观 工程与工程管理的活动主体是人，人针对生产活动以及技术管理等项目内容。作为工程实践与管理应用中的活动核心，人员因素的活动决定工程管理的进展与成效，同时工程规模的大小以及经济能力的变化，也决定人员活动控制的范畴与水平。这是工程与工程管理之间（包含人员控制）的辩证关系，相互影响，同时又相互制约。工程与工程管理辩证方法的特点主要是以人的活动为辩证主体，对人的主题进行生产因素研究，延伸至于自然环境和科学技术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的辩证方法问题。 2.3工程与管理系统观 工程在建设以及管理过程中需要进行系列的应用操作以及体制制定。对于复杂的工程环境，包含其周边的自然因素、社会因素、人文因素等影响。需要进行全面的具有规范性的系统引导和制度调整。对于工程活动中的系统集成规律，要及时更新，并且结合实践生产活动特征，保证其价值观以及方法论的正常引导，通过工程系统以及管理模式的高效融合，确保思想价值的充分发挥，对于系统中的问题和状况要针对系统工程和管理控制中的特点，不断深化研究与解决。 2.4工程与管理价值观 人类工程与管理的主要目标是建设与发展。而建设的环境离不开与自然的摩擦。因此，在工程与工程管理中就遇到的环境保护问题。这对于工程与管理价值观应用具有重要的地位与意义。人类要确保优质的环境，就必须尊重大自然。在工程与工程管理建设中出现的违背自然规律，破坏生态平衡等现象比比皆是。因此，出现了大量的环境污染以及生态失衡，而人类的种种工程建设破坏生态的现象，都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这是极为重要的发展价值观，同时也是工程建设与管理的重要标准与警戒线。 3工程与工程管理的哲学思考应对 3.1和谐的发展理念落实 针对环境建设与工程建设指标，落实应有的发展理论与思想传递。对于工程与工程管理之中的各项环节，包含其对环境的开发、市场需求、社会动态配合以及人文因素发展等，进行全面的理念分析与传输，充分讨论其发展中的内部细节。指派项目经理在工程与管理中做好充分的协调工作，落实具体任务，针对建设衔接以及信息管理进行对应的需求认证，并且在工程与管理中予以落实。在实现发展理念全面配合背景下，抓住经济建设的重点以及法律法规的制度，保障工程和谐稳定发展。 3.2工程与管理的有效协调 作为生产建设的主体，人文因素不可或缺的体现着自身的价值。而对于工程与建设管理而言，需要进行全面的系统传递和应用，解决工程与管理之间的落差与失调。控制人的因素为主要目标，以人为治理因素，以工程建设为主要目标，以工程管理为协调枢纽。做到管理服务于工程，工程共计管理，人员掌控一切的方针，制定相关制度与规划标准[2]。应用企业的内部需求与特征，结合市场外部条件，实现工程与管理的充分发挥与全面健康发展。确保工程与管理之间的顺畅与协调。 3.3系统化制定与实行 协调性对于工程与管理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要在协调基础上，以及在各项方针条件允许的状态下，进行系统化的制度应用与执行。对于工程建设而言，需要进行完善的系统定制与管理。同时针对工程的核心目标，应用重点信息参考，充分再现辩证哲学理论特征，实现具体操作，针对工程中的生产与运输等环节进行制度的改善与变化，同时在应用制度的过程中进行全面的项目调整，针对工程与管理的协调机制，控制系统的方向变化以及主要内容的检测，实现生产和销售目标。 3.4价值观的最终约束 工程与管理的最终目的是建设与盈利，而盈利过程中就很有可能破坏生态系统和社会环境。这种状态下，就需要运用价值观对工程与工程管理进行最终约束。在生产和发展中，树立明确的生态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以人类的生存与未来发展为主要思想依据，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充分重视自然生态平衡，运用法律机制，保障工程建设和人员管理的科学安全运行，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控制环境污染，确保低指标生态运行，制定在控制范围内，实现最理想的工程与管理实施。 4结语 工程与工程管理在新时期需要面临很多问题与挑战，基于课题分析的诸多哲学思想应用，能够为未来的工程建设以及工程管理提供具有人文化意义和实践作用的理论指导与参考，在生产力大幅度提升的信息时代，充分发挥哲学思想的重要性和时效性，保证各项工程和管理的有效进展。 参考文献 [1]贾薇，俞峰.强化建筑工程质量管理的哲学思考[J].山东工业技术，2016（04）：92. [2]陈平.关于工程管理工作的几点思考[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6，19（08）：78～79. 作者：肖远程 单位：衡阳市第八中学",哲学理论学论文,"{ ""19"": { ""category_1_x_lunwen.id"": 19, ""category_1.id"": 1, ""category_1.ts"": ""2018-05-24 02:07:13"", ""category_1.title"": ""哲学论文"" } }" 20,"2018-05-24 04:27:40",民主政制的哲学思考,2018/3/20,46,摘要：民主政制是一种具有多种终局可能和理论缺陷的政体。在政治实践上，它有蜕化为僭主专政和民粹主义的潜在基因，这在纳粹主义和雅各宾专政中得到鲜明的例示。从理论前提上看，美国式民主是一种强调形式正义的混合民主政体，但民主选举程序的合法并不意味……,"摘要：民主政制是一种具有多种终局可能和理论缺陷的政体。在政治实践上，它有蜕化为僭主专政和民粹主义的潜在基因，这在纳粹主义和雅各宾专政中得到鲜明的例示。从理论前提上看，美国式民主是一种强调形式正义的混合民主政体，但民主选举程序的合法并不意味结果的公正。合法(形式正义)与正义(实质正义)之间的巨大裂痕，为贤明君主制(仁慈僭政)统治的正当性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同时也让我们警惕民主政制潜含的政治风险。由是观之，民主宪政并非主流观念所宣扬的那么理想完美和理所应当。廓清民主宪政的实践变体和德性缺失，不仅有助于我们审慎理性地看待世纪之交的这场宪政之争，同时也对我们更好地进行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民主政制；法国大革命；魏玛共和国；纳粹主义；《论僭政》 世纪之交以来，民主宪政成为汉语学界，甚至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从学理上看，这并不是什么新论题：自政治哲学肇端之日起，民主政体的正当性(justification)问题便受到哲学家的关注，而且在政制变革的重要当口，屡屡被思想先锋述及热议。然而，学理上的原创破冰与实践上的重要紧迫之间并不存在同步关系。近百年来，汉语学界关于最佳正义政体的论争主要有三次：20世纪初的维新变法和体用之争，20世纪末的思想解放和“资—社”争鸣，到本世纪初的宪政之争和主义论战。然而，或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或过于急切的功利指向，让这些讨论热闹有余、火药味十足，却罕有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理论成果和思想共识。尽管如此，这些论争在政治实践层面仍具有不容忽视的思想启蒙意义：它一方面凸显了智识精英对国家存亡与公正社会的拳拳之心和殚精竭虑，为我们的实践摸索提供了可贵的思想资源和智力支持；另一方面这些论争突破了学科之间的封闭阈限，表现出令人感佩动容的担当情怀和心性共通，为青年学人打破教条主义束缚，践行修身济世理想提供了典范样板。 当然，也应看到，这三次思想论争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有着问题意识和表现方式的重要不同。仔细对堪两个世纪之初的这两次思想争鸣，我们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烙刻着显见的时代印迹：首先从背景上看，五四时期的思想精英无论是科学报国还是著书立说，均着眼于救亡图存、家国复兴的问题意识；而当下的宪政之争，发生在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之内，表现为人们对自由民主权利的高亢热情和将“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制度忧思。从媒介上看，五四时期的启蒙主要通过办刊办报、著书立说的方式，在民众无涉的知识分子领域激荡传扬，如鲁迅的小说《药》生动刻画了革命者的坦荡赴死与人们大众麻木无知的强烈戏剧冲突；而当下的宪政之争更多地依托发达的网络媒体，表现为知识分子与网民公众的呼召联动，一扫理论说理的矜持克制，一开始便充溢网络大字报式的讨伐攻击。从表现方式上看，五四启蒙主要聚焦于中西文化的体用之争和最佳正义政体的探讨，救亡图存压倒一切，理论论说屈从实践目的；而当下的主义之争包含与官方意识形态对抗的性质，学术群体内部的彼此攻讦一开始便充满政治正确和主义之争的火药味，这尤其体现在世纪之交以来施特劳斯热的过度反应上。概言之，当下的宪政之争既带有权力监管缺失的制度谏言和对分权制衡的诗意美化，亦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立场忧思和赤身肉搏，在新兴的网络媒体的平台上，同情式理解的学理论争被(网络)大字报式的人身攻击和立场表白所绑架，呈现出表面繁荣，实则乏味的学术浮躁。 为了避免这种人云亦云的无思状态，太过功利的实践考量和意识形态的彼此攻讦必须让位于审慎的政治哲学思考。政治哲学是对政治事务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寻求超逾时空的永恒真理。尽管它不像政治(科)学那样以标榜价值中立自居，相反，从发端之日起，政治哲学的致思理路便带有强烈的价值旨趣：以探讨何谓最佳正义的政体，何谓最好的生活方式为使命。但这种带有价值取向的善好之思恰恰是历史相对主义和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的解毒剂。本文的考量便是基于政治哲学的考量，为了避免因缺少必要的时空间距而堕入非理性的主观好恶和主义之争当中，我们的论述以典型政治事件和经典原著的解读为蓝本，试图从百年来的救亡图存和家国复兴的焦灼与紧迫下抽身而出，从逻辑前提出发审视民主宪政的正当性根据及其自身限度。具体来说，这主要包括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下面我们由表入内，渐次加以展开。 一、“例外”终局1：民主政制蜕化为僭主专政 我们先从一个典型案例入手探析民主政制的一个可能方向。事实上，这个案例并不久远，只是作为一个臭名昭著的民主制丑闻而不愿被狂热的自由民主派学者所谈起，这就是魏玛议会民主制蜕变为纳粹极权专政的“例外事件”。众所周知，魏玛宪法号称历史上最完美的民主制宪法。与美国《独立宣言》保留了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不同，魏玛宪法不仅规定了主权在民、分权制衡的原则，而且突出强调了对普遍权利平等的追求。然而，这样一个拥有最完备共和国宪法的民主宪政国家，却从最完美的文本出发，以符合民主程序的合法方式选出了纳粹主义党魁希特勒上台，以最糟糕透顶的实践方式终结了自身。究其原因，一种观点认为，战败的屈辱与《凡尔赛和约》的打压和制裁为这个仓促中诞生的民主共和国贴上了耻辱的标签，这个曾经被德国启蒙哲人欢呼为“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的启蒙理念，一旦真的在这个全无民主统绪的国家呱呱坠地时，却被这个自诩为神圣罗马帝国正统后裔的日耳曼民族视为新旧势力媾生的“野种”。这个解释虽是实情、却并不充分，因为战败的耻辱和认同的缺失并没有阻止魏玛共和国存续14年时光，而且后者曾一度获得文化和经济上的短暂繁荣。另一种流行见解认为，20世纪20年代末那场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让魏玛民国的经济全面崩溃，为政治极端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土壤；而国会选举时左派(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席位的高启所引发的政治恐慌又为希特勒上台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个理由也不充分，因为它无法解释同样处于世界经济危机困扰之下的其他一些自由民主制国家为何能够存续下来且依然强大。史家扒疏文本，社会学家实事调研，他们给出的各种解释都无法掩盖如下事实：号称现代进步的民主宪政之新德国在意志上远不如“封建落后”的旧德国强大，而希特勒本人正是通过程序正义的民主选举程序走上历史前台，进而终结了魏玛议会民主制的吵吵嚷嚷，并在短时间内一度实现了雅利安民族的“统一和富强”。 从政治哲学视野着眼，魏玛共和国走向自我背反凸显了民主宪政本身的固有缺陷：对于动荡飘摇的魏玛民国来说，议会民主制下言辞中的公道正义远不如左(共产主义)和右(专制复辟)的意志决断具有号召力。*施特劳斯：《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李永晶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年，英译本前言，第1-3页。无独有偶，20世纪初叶，数千年帝制统绪下的中华大地上也曾上演过以合法选举方式从民主共和走向帝制独裁的闹剧。从代表公意、呼声甚高到结党营私、党派之争，再到宋教仁遇刺袁世凯称帝，议会民主制在中国试行不足两年便寿终正寝。*许纪霖：《革命后的第二天：中国“魏玛时期”的思想与政治(1912—1927)》，《开放时代》2014年第3期。个中缘由，几乎与魏玛民国如出一辙：在危急存亡之秋，人们渴望的是扭转乾坤的时代英雄和政治强人，而不是争吵不休、缺乏强力的政党—议会政制。对于稍有现实感的明眼人来说，议会民主制没有军事后盾和强大政府作为后盾，其无剑的正义根本无力挽救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的羸弱之邦走向统一和富强。 问题的关键在于，魏玛民主宪政和民初的议会民主制从分权制衡走向独裁统治，从保障人权走向极权专制，这是政制演变上的例外事件？还是政体更迭的必然结果？很多哲人倾向于后者，例如在《西方哲学史》中，罗素强调政体演进的一般情况是“最初由君主制过渡到贵族制，然后又过渡到僭主制与民主制的交替出现。”*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31页。柏拉图则给出了民主制走向僭主制的理论因由，在《理想国》中，他借助苏格拉底之口一再强调：“僭主政治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呢？据我看来，很显然，这是从民主政治产生出来的。”(562a)“僭主政治或许只能从民主政治发展而来。极端的可怕的奴役，我认为从极端的自由产生。”(564a)“人民发现自己像俗话所说的，跳出油锅又入火坑；不受自由人的奴役了，反受起奴隶的奴役来了；本想争取过分的极端自由的，却不意落入了最严酷最痛苦的奴役之中了。”(569c)*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39、342、351页。柏拉图的论断并非全无根据：他亲历了晚期希腊民主制的腐朽败落和三十僭主专政的极端残暴，因此试图从哲理上为政体间的生灭流转提供说明。在柏拉图看来，城邦由人组成，人有灵魂，因此城邦也有灵魂；那么，民主制城邦向僭主制城邦的堕落，便可以看作是从渴望无限自由向渴望无限权力的下降。民主制的灵魂特质表现为渴望最大化的自由，即渴望某种“自然的情绪和冲动的满足”，但这种渴望达到极致便会走向反面，即对权力无限渴望的僭主政治。*费拉里编：《柏拉图〈理想国〉剑桥指南》，陈高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18页。对于柏拉图而言，对无限制自由的渴望与对无限权力的渴望只有一步之遥，这就是民主政体为何会滑向僭主政体的根由所在。 二、“例外”终局2：民主共和走向民粹主义(暴民统治) 然而，上述情况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在最大化自由的驱使下，民主政体有堕入僭主专制的风险，而对激进平等的追求，又使其有蜕化为暴民政治的可能。一般认为，暴民政治是一种民粹主义。虽然民粹主义冠之以主义之名，但实质上并非某种政治理论学说，而是一种可与几乎任何政治理论相嫁接的政治操作方法或政治技术手段。例如，希特勒的纳粹极权主义也可以被认定为某种类型的民粹主义，因为它借助了民粹化操作的方法，是一种基于意识形态和民众热情支持的独裁主义政治。毫无疑问，纳粹主义和暴民政治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一致性，例如，它们都粗暴践踏既有法律和个体人权，都对传统道德价值持虚无立场，都试图维持某种意识形态、试图通过煽动民众的道德义愤来实施对他人(其他民族或国家)的暴力行为，等等。对于二者的内在关联，沃格林在《自传性反思》中曾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表述：“这些粗俗者和暴民统治的问题不能轻易打发；你不能简单地不予关注而了事。它们是生死攸关的严肃问题，因为，低俗之人创造并主导了知识氛围，在那样的氛围中，像希特勒这样的人物才有可能上台。……只有当社会环境被低俗者彻底摧毁时，那种残暴才可能出现，这种低俗精神的真正代表才得以上台。”*沃格林：《自传性反思》，徐志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50-51页。伯克在《关于申请留待以后提出一个议案以废除并改变某些关系到宗教观点的法令》的演讲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可能并不是因为预设了某些不合法的权力，而是因为不明智或不正当地使用了那些最为合法的东西，政府会走到其真实目的与目标的反面。因为存在诸如僭政和篡权这样的情形。”*施特劳斯、科耶夫：《论僭政：色诺芬〈希耶罗〉义疏》，何地译，观溟校，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98页。 然而，纳粹主义和民主暴政之间这些家族相似无法掩盖二者的本质区别：首先，尽管希特勒借助“划分种族成分的政治动物学”*洛维特：《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区立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年，第69页。，通过种族优劣的意识形态灌输和宣传赢取了雅利安民众的热情支持和绝对服从，但这种民粹化的方法只是暴君统治的一种好用策略和方便法门。换言之，纳粹极权主义本质上仍是独一的暴君独裁统治。与之相对，暴民政治虽然需要韦伯意义上“卡里斯玛”(魅力型精神领袖)提供救世主义的价值观念和意义支撑，但其底色却是一群原子化个体(乌合之众)为怨恨和愤懑情绪所激发，“以反对精英统治为旗帜……以超越法律和秩序为荣耀”的众愚政治。*张怀英：《民粹主义的诱惑——以法国历史为例》，《文化纵横》2012年第3期。其次，纳粹主义对法律的践踏源于最高统帅的指示，同时受制于威权领袖的规约，因此在根本上是一种可控的“毁神造神”运动；暴民政治则打着救世主义的旗号，在怨愤情绪的激发下去打破一切“陈规陋习”，因此存在着脱离精神领袖的指示和预期，演变成完全失控的恐怖暴政的可能。这在令人窒息的血腥与残暴的雅各宾专政，*塔尔蒙：《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孙传钊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0-140页。尤其在党派主要领导人丹东、埃贝尔和罗伯斯庇尔相继被送上断头台时达到顶峰。*暴民政治的典型特征是以众暴寡，从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主制公民法庭审判死刑虽然尚未突破法律的阈限，却受到多数愚众非理性情绪的主导，因此，可以看作暴民统治的古典形态。而文化大革命初期践踏法律人权、令人发指的“斗资批修”、群众武斗则属于现代类型的雅各宾式暴民政治。最后，纳粹主义是与民主政体完全异质的僭主政治，是权力欲望支配下的一种政体形式；暴民政治则是与精英政治相对而言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因此其本质上仍隶属于民主政治这一政体类型。概而言之，僭主专政与民主暴政是民主政体蜕化演变的两种可能终局，二者在极权统治、蔑视法律、意识形态宣传和民粹化操作方面存在重要的家族相似；在价值观念(血缘纯正和种族优劣VS激进平等和救世主义)，统治方式(暴君独裁VS以众暴寡)和本质属性(不同于民主政体的政体形式VS民主政体的一种类型)*在这一点上，笔者不同意塔尔蒙将民主主义划分为基于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制度和基于救世主义的极权主义的民主主义制度的二元分类。在塔尔蒙看来，前者基于“试错式的经验哲学”，以英美自由民主制为代表，是值得推崇的民主主义形式；后者则基于“一些思想见解鲜明的前卫的启蒙人物”提出来的“排他的教义”(参见塔尔蒙：《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孙传钊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绪论，第1-8页)。尽管塔尔蒙对极权主义的民主主义做出了富有价值的梳理和论证，但混淆了民主暴政与纳粹主义作为两种不同政体之暴政形式的本质区别。等方面存在根本不同。 行文至此，有人或许会质疑笔者的论述有偷换概念和双重标准之嫌。因为从概念所指上看，民主制和民主宪政两个范畴在内涵外延上存在很大差异：前者既包含古希腊直接民主制，也包含近代雅各宾民主暴政，魏玛民国脆弱不堪的民主共和制，英美自由主义的议会民主制等诸种民主制类型；而后者则尤指现代社会中存在的，赋权(利)控权(力)的美国式民主政制。那么，笔者单单论述德、法极端例外的民主制变体，而对充满活力的处于良好状态中的英美自由主义议会民主制避而不谈，显然带有立场偏见和双重标准。为了避免这种可能的质疑，我们有必要从腐化堕落的民主制变体转向对充满活力的理想形式的民主宪政(美国自由民主制)的考察。美国式民主之所以被视为理所应当的政体，在于它既强调民主(主权在民)，又重视宪政(分权制衡)，通过民主赋权，法制控权，从而将自身形塑为一种良法善规约束下的理想政体形式。这里，我们假定这一说法为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追问，合法便意味着正义吗？与最理想的贤明、仁慈的僭主制相比，充满活力的美国式民主宪政是否是一种更值得倡导的政体样式？ 三、正义等同于合法吗？ 要明晰正义与合法的关系，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正义与法。自政治哲学发端之日起，有关何谓正义(justice，又译公正)以及如何实现正义的争论便不绝于耳。柏拉图将《理想国》的副标题拟定为“论正义”，以探讨德性与正义的复杂关联。在柏拉图看来，正义是不同德性的人各安其职、各得其所、德福一致。人和人之间天生德性不同，就如金银铜铁存在等级高下之分，那么让不平等之人获得同等所得，便是不义。以现代观点视之，柏拉图这种配享的德福一致观是一种关注结果公正的实质正义观。与之相对，罗尔斯在《正义论》开篇便强调，“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页。既然正义是评价社会制度公正与否的标准，那么，如何对社会基本结构做出符合正义的制度设计便成了《正义论》的首要任务。当然，我们并不否认罗尔斯的制度设计是基于自由、平等的价值先行，因而具有明显的实质正义底色。*姚大志：《何谓正义：罗尔斯与哈贝马斯》，《浙江学刊》2001年第4期。但他对作为公平的分配正义的突出强调，承袭了英美哲人对程序正义的独特偏好和学理关注。而在柏拉图那里，程序合法(法治)只是次好的正义选项，因为唯有智慧哲人懂得知人善任、人尽其才，缺少伯乐慧眼，即便程序公正、合乎法度，选上的也可能是庸常之辈，而非贤能之才。况且，在一个民主制国家，一部得到多数人同意的法律是合法的，但很可能是不正义的。因此，与英美哲人关注Legitimacy(合法性)的程序正义问题不同，欧陆哲人(包括流亡哲人)往往跟随柏拉图在Justification(实质正义)的意义上使用正义一词。以沃格林为例，在移居美国十多年后，他仍然对美国学界高度关注的代表选举和程序问题提不起兴趣。在他看来，程序问题并非问题的关键所在，政府执政的目的是要实现如下根本目的：“保障国内和平，保护领土，执行正义，关心人民福祉。如果这些职能实现得还不错，政府籍以掌权的程序就是次要的了。”*沃格林：《自传性反思》，徐志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66页。综上可见，正义既包括基于价值判断的实质正义，也包括关注机会均等与形式合法性的程序正义。实质正义关注结果的公正，却由于价值冲突而难以达成共识；程序正义追求制度设计的公正透明，却无法确保最终结果的公平正义。 与关于正义观念的莫衷一是相比，古今哲人之间关于法的含义也存在重大的思想分歧。概括地讲，这些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古今法律精神迥异其趣：前者强调法律的义务取向和德性维度，后者则强调法律的权利旨归和物欲安顿。众所周知，现代自由主义的奠基人霍布斯*施特劳斯、科耶夫：《论僭政：色诺芬〈希耶罗〉义疏》，前揭，第246页。从人性恶的角度思考国家与政治，在他看来，国家是个体为避免陷入人人为敌之战争状态而让渡必要权利的结果，而法作为国家制定实施的强制性规范，其根本旨趣在于维护其公民的基本权利，如生命、财产及人身安全，等等。然而，这一对现代人而言近乎常识的法律旨趣对于前现代的古希腊和中世纪而言却相当陌生。在西塞罗看来，“希腊人所讲的vóμos(法律)一词，来源于(分配)，即事物的根本性质，就是让每个人各得其所(togiveeverymanhisdue)”*Cicero，TheTreatiesofM.T.Cicero：OntheLaws，Literallytranslated，chieflybytheeditor，C.D.Yonge，B.A.,London：GeorgeBellandSons,1853，p.406.。也就是说，从词源学的视角看，古希腊的法律意味着平等的分配。但平等的分配不是平均的分配，而是让每个人各得其所(togiveeverymanhisdue)。这里的due是指应得的，应给予的，是依据人先天禀赋的不同(金、银、铜、铁)来分配与其天赋秉性相称的不同职位，即统治者、武士阶层抑或农工阶层。问题是，应当由谁来做最后的裁决者，决定这种以配享为基准的权责分配呢？对于古典哲人，尤其对柏拉图来说，应当由理智(哲人王)来支配或安顿情感(武士)和欲望(农工阶层)，才能达到与配享的荣誉相称的权责分配，从而实现人尽其才、悉用其力的最佳正义。亚里士多德承继了这一正义观念，并在《伦理学》中将柏拉图的最佳正义转化为分配正义的观念，即强调按照个人对城邦贡献的多寡来成比例分配财富和名誉。到了中世纪，这种配享德性观再次转变为神恩统摄下的神圣律法观，但其精神旨趣依然强调人类社会的德性秩序和灵魂高度。法律精神的彻底翻转发生在启蒙时代，启蒙哲人高调吁请自由权利，无情批判等级森严、政教合一，其结果是：自然正当让位于天赋人权，法之旨趣从配享的应得转向对权利的保障，古人所关注的德性善好最终作为主观的东西被贬黜到个人自决的私人领域。由此可见，古今法律精神的根本分歧源于旨趣偏好的彻底反转，或者用施特劳斯的话讲，源自于政治哲学的古今之变。 其次，古今法律精神的根本差异预设了对法律最佳制定主体的不同看法。对于现代法律来讲，既然其根本宗旨在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那么，法律制定的主体自然是全体公民或公民代表，因此，对于现代法而言，最有助于体现民意(公意)的民主政体当然成了无出其右的政体选择。然而，对古典法而言，德性善好和精神秩序并不为多数民众所推重，民主政体屈从的是人的欲望(自由)而非德性，甚至可以说，“民主教义对构成人类伟大和独特的道德内涵而言是摧毁性的”*马南：《民主的本性：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崇明、倪玉珍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181页。。因此之故，柏拉图强调，唯有智慧的哲人王才能制定出符合普遍理性的善法。亚里士多德同样坚持此说，在他看来，自然匮乏和天赋不均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境遇，那么多数人必定是穷人，因而是无缘接受教育的，为欲望或荣誉所牵绊的群氓，因此，为了城邦的正义和公民的幸福，就不应当由那些未受教育的、不懂政治技艺的民众为城邦立法，否则就违背了目的论的善之秩序。一言蔽之，在古典哲人那里，极少数的智慧哲人才是城邦立法的最佳人选。 综上可见，法的含义，以及法律制定最佳主体的问题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含义，它们受所处时代主流哲学观念和给定共同体政治秩序的左右。也就是说，法是派生的概念。法之性质的善恶与立基于良善政体、次好政体或是邪恶政体关系密切，与立法者是智慧哲人、仁慈贤主、欲望僭主抑或公民同意息息相关，与一个时代注重德性精神还是注重物质利益的价值取向联系紧密，同时也与是否得到共同体成员的自愿认同和有力践行密不可分。既然法律有良善邪恶之分，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就不能将对坏的和有害的法律的遵守(合法)与正义加以等同。那么，对善法的遵守是否意味着正义？或者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贤明君主制和自由民主宪政相比，究竟哪一个更加正义？ 四、仁慈僭政与民主宪政孰更正义？以《论僭政》为视角分析 如上所述，城邦国家中通行的各种法律往往良莠混杂、善恶交叠。在民主宪政国家，由于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选举原则，民主的暴力剥夺了少数人掌握真理的可能性，由于多数人的智慧不足或欲望主导，往往使立法因缺少德性关切而变得目光短浅；在威权专制国家，由于僭主的激情主导和独裁统治，其命令往往因缺少审慎节制而难成善规；至于古典哲人所希冀的最佳王制政体，则由于哲人作为一种无剑的正义，在强大欲望、激情宰制的世俗社会因缺少根基而变得机会渺茫。既然现实政治社会中通行的法律并非最佳善法，那么，对恶法的遵从便不意味着正义，甚至可以说人们愈是愚忠于不完善的恶法，就愈偏离实质的正义。但如果恰巧某一城邦幸运地由一位哲学家当王或成为帝王师，由他来操刀制定法律；抑或恰巧某一城邦或种族的律法并非基于全体公民同意或出自某一僭主的命令，而是由上帝借先知之口颁布，那么，忠诚坚守这一最佳善法或神法是否意味着正义？在施特劳斯看来未必如此！在《论僭政》中，他提供了如下三点理由： (一)正义(justice)与合法性无关，或者说正义本质上超越了法律 例如，不知感恩的行为并非是不合法的，但却是不公正(unjust)的。再如，交往正义，尤其是生意往来中的交往正义在僭主政制下仍是可能的，原因在于它本质上并不依赖于法律，等等。在施特劳斯看来，色诺芬对正义范畴有着独特的理解：“正义的人就是不伤害任何人，并且帮助那些与他有往来的人。换言之，公正就是仁慈(beneficent)”。*LeoStrauss，OnTyranny，前揭，第74页。关于何谓正义的现代说法可谓名目繁多，例如：分配正义、程序正义、实质正义，制度正义，差别正义，功利正义，等等。这些说法，或是基于启蒙运动吁请的自由、平等观念，如罗尔斯关注基于平等的正义，强调最有利于最不利者的差别原则；或是依据于事实与价值区分的原则，如：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区分；或是关注市场经济中的自由主义、福利制度及其政权约束，如：分配正义、制度正义，等等。与现代的这些正义观念以启蒙观念或某一主义学说为前提不同，古希腊的正义探寻往往从常识意见起步，即从主义学说出现之前的直接政治经验出发，来考察何谓正义及其各种正义意见的优劣。例如，柏拉图在对话《王制》中先后提出了多种正义的主张，如“欠债还债”、“助友害敌”、“强者的利益”，“各尽其责、各守其职”，等等。这些正义主张绝非处在同一领域或水平之上，而是随着对话(辩证法)的继续，经历了从现象(政治正义，如助友害敌)向理念(超政治正义，如不能伤害任何人)跃进的过程。就此而论，色诺芬的正义观念与柏拉图的正义理念本质相同，即都强调超越政治正义的最佳正义。仁慈具有道德意味，法律并不要求每个人必须仁慈。既然正义本质上与法律无关，那么没有法律的统治也可以是正义的，换言之，仁慈的僭主统治就可以是正义的了，*施特劳斯、科耶夫：《论僭政：色诺芬〈希耶罗〉义疏》，前揭，第125页。甚至可以说，仁慈僭政比民主宪政更为正义。 (二)是贤明的僭主统治较之法律的统治更加公正 罗素曾说：“‘僭主制’并不依然地意味着坏政府，而仅仅指一个不是由世袭而掌权的人的统治。”*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31页。僭政(Tyranny)是指一种不合法的政制统治。僭，指僭越、僭取，意为超越本分，做了与其地位、身份或能力不相匹配的事情。因此，从政权获取的方式上讲，僭政是指以非法的手段夺得政权。另一方面，Tyranny还包含暴虐、压制之意，即指政权统治上的专断与独裁。此处罗素的说法只是点明了政权获取方式上的僭取，并没有言明政权统治方面的非法性。在《论僭政》中，施特劳斯则提供了更充分的论证：“一个知道如何统治的人，一个生来是统治者的人，他的绝对统治是优于法律统治的。就此而言，一个好的统治者是‘一个能看见的法律’，法律不能‘看见’，或者说守法的正义是盲目的。”*施特劳斯、科耶夫：《论僭政：色诺芬〈希耶罗〉义疏》，前揭，第96页。现实生活是流变不居的，它充满情景、带有偶然，好的统治者可以审时度势，依据法律精神而不是依据僵硬教条的法律条文颁布命令，这使得他的决策因为合情合理而凸显统治的仁慈(beneficent)。相反，干瘪的法律条文是僵化目盲的，为了保证稳定性、普遍性和抽象性的要求，它必须剔除政治生活的偶然性和情境性，因此对法律规定的循规蹈矩意味着以简单粗暴的抽象方式对待复杂丰富的政治生活，因而虽能(以理)服人却难以(以情)动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施特劳斯借用柏拉图(《治邦者》[Statesman]294b8-c4)的话强调，法律是“一个愤怒的、冥顽不化的老人，总是絮絮叨叨地说着同样的东西，绝不会敞开心胸考虑周围环境。”*施特劳斯：《论柏拉图的〈会饮〉》，伯纳德特(SethBenardete)编，邱立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13页。因此，“法律的正义是一种不完善的、多少有点盲目的正义，法制政府并不必然就是‘好的政府’，且几乎肯定不会是智慧者支配的政府。法律和法制从最高的观点，亦即智慧的观点来看是有问题的。”而这就是“法律和法制特有的难题”。*施特劳斯、科耶夫：《论僭政：色诺芬〈希耶罗〉义疏》，前揭，第136页。法律的困境源于其根底的派生性，与自然相比，“法律的要求是附加的，而自然的要求乃是必然的；法律的要求出于人们的认同而非本性，而自然的要求乃是出于人的本性而非简单的认同。因此，一个人在违背法律的时候，只要那些与他一道认同这项法律的人不在场，他就可以免于处罚和羞辱，而当他们在场的时候就做不到这一点。但是，如果一个人试图违背自然内在的要求，那么即使没有任何人看到他，他所受的损害也不会更少一点。”参见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8页。正是基于对法制之困境的这一认识，施特劳斯认为“一个杰出的僭主是优于、或比法律的统治更公正的。色诺芬对法的难题的认识、他对法的本质的理解、他对苏格拉底式问题——‘什么是法’的提出和回答，使他能够也不得不承认僭政可以满足更高的政治标准。”*施特劳斯、科耶夫：《论僭政：色诺芬〈希耶罗〉义疏》，前揭，第97页。 (三)僭政统治的正义性并不会为僭取政权的不公正方式所削弱 一个之前为了夺取政权而犯有很多罪行的僭主，哪怕是通过父子反目、兄弟相残的方式夺得政权，如果能够悉心听取智慧哲人的建议仁慈施政，也是值得赞扬的正义统治。施特劳斯指出，色诺芬的苏格拉底清楚地表明，政治统治的唯一合法性依据只有知识，其他诸如权力、欺骗、选举，甚或遗传都不是一个人成为统治者的正当性理由。如果假定这一论点为真，那么“‘宪政’的统治，特别是由选举产生的统治，本质上就不比僭政的统治——即通过强力或欺骗产生的统治更合法”。*同上。因为，无论是僭政统治者还是宪政统治者，其合法性依据只能是听取“‘想的好’且‘说的好’的人的劝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施特劳斯强调，“无论如何，一个通过强力和欺骗获得权力的僭主的统治或者一个以前犯了许多罪的僭主的统治，如果现在倾听一个理性者的建议，那么本质上比一个由选举产生，却拒绝听从这样建议的官员阶层的统治更合法”。*施特劳斯、科耶夫：《论僭政：色诺芬〈希耶罗〉义疏》，前揭，第97-98页。言及至此，施特劳斯话锋一转，运用其擅长的折衷之言调和了自己太过极端的表述。他强调，我们之前所述的僭政统治的正义性，尤其是仁慈僭政相对于民主政体优越性的表述只具有“纯粹理论的意义”，“‘僭政的’教诲并不是为了解决最好政治秩序的问题，而是为了看清政治事务的性质”，或者说为了更有力地凸显“法律和合法性的难题”。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最好形式的僭政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同上，第98-99页，第136页。《希耶罗》行文中丝毫未提及实际存在的仁慈和幸福的僭主，结尾处希耶罗对西蒙尼德的劝谏也未置一词，这些都说明色诺芬对仁慈僭政的现实可行性具有清醒的认识。同样地，施特劳斯此处借色诺芬之口赞扬的也只是现实社会中几无可能的哲人作为帝王师的例外，而非社会历史中出现的种种僭主专政，抑或民主政体向僭政阴郁转换的情形。 总而言之，通过赞扬一种理想形式的僭政，施特劳斯意图表明现实生活中既存的“民主和僭政都是有问题的政制”。*同上，第35页。民主政体的问题在于它强调的是自由，放纵的是人的欲望和激情，其结果是不仅贬黜了理智与德性的高位，以合法的投票方式判处了苏格拉底死刑，而且最终蜕变为残暴的三十僭主专政。到了20世纪，这幕丑剧在人类历史再次上演：堪称民主政制典范的魏玛共和国以合法方式选举了20世纪最大僭主希特勒上台。就此而言，古今僭政本质上并无不同。然而，古典哲人仍然无法想象现代僭政的史无前例和肆无忌惮。原因在于，在前现代的古希腊和中世纪那里，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政制理念，都受制于宇宙目的论和自然正当的观念。*在回应沃格林和科耶夫对《论僭政》的评论中，施特劳斯指出，古今僭政之间差别的根源体现在古今哲学或科学概念的差别中。当代僭政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才使之可能的永无止境‘征服自然’，以及哲学或科学知识的普及或撒播的基础上的。”这两种可能性古代经典不是不知道，“但是，古代经典将其作为‘非自然的’，亦即毁灭人性的倾向予以拒斥。它们无法想象当代僭政，因为它们把它的基本前提视为荒谬，所以，将它们的想象转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同上，第195页。然而，近代启蒙运动剔除了这一束缚：政治生活标准的降低(从应当如何生活转向事实上如何生活)和历史主义的高歌猛进导致了虚无主义的盛行，为纳粹主义上台扫清了思想文化上的障碍；科学技术摆脱了德性观念束缚后迅猛发展，为纳粹征服世界屠戮人类提供了强有力武器；思想文化的空场和科学技术的昌明共同催生了超乎古人想象的现代僭政怪胎。*同上，第28页；同时参见《德意志虚无主义》，前揭。因此，施特劳斯突出强调仁慈僭政的正义性，醉翁之意在于表明现代僭政的史无前例和惨无人道最终源自于政治哲学的古今之变。 结语 从上可见，民主政体是一种包含多种终局可能和理论疑难的政体类型。近代以来，在少数启蒙智识精英对自由、平等的吁请下，民主宪政被论证为是一种最符合人性的制度，时至今日更是公认为一种理所应当的政体类型。*《关于民主含义及其边界的哲学探讨》，赵汀阳：《每个人的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35-161页。美国式民主的成功及其意识形态输出让现代人产生这样一种“模糊却强烈的感觉”：“欧洲或者说西方过去的一切历史都通向民主。”*马南：《民主的本性：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崇明、倪玉珍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49页。但事实上，民主政体既非“‘全民’自然意愿的结果”，也不是西方人早就期待的政体形式。相反，自古希腊以来，它便受到柏拉图、尼采等许多杰出思想家的激进质疑。作为一种“少数智识人依据人人天生有平等权利的观念人为设计的政制”*同上，中译本说明，第2页。，现代民主宪政最大限度地从法律制度上保证了人们自由地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但由于多数人在自由选择时更多关注私己的利益，民主政制又被指摘批判为摧毁高贵、鼓励平庸、容忍堕落。这一倾向在宽容、多元价值的鼓励下加剧了道德上的相对主义和对传统的虚无态度。在和平年代，它对民主政体的存亡危害不大。然而，一旦遭遇内忧外患、困顿危局，这种精神上的虚无感很容易为政治强人或“思想先知”鼓舞人心的意识形态宣传所填充，甚至沦落为极为拙劣的僭主专政或暴民统治。 民主制理论上这种固有缺陷和实践中的蜕变堕落被美国式民主的成功光芒所掩盖。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美国式民主的产生包含许多“得天独厚的偶然因素”，其势不可挡甚至堪比伯利克里时期的雅典民主制。但与后者的地道的直接民主制相比，前者根本上是一种包含各种现实考量和制度设计的混合政体。例如，美国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参议员并非由所在选区公民选举产生，而是根据贤能推举产生。较之众议员，参议员名额较少且任期较长，能够容许党派和学院派歧见，较少受到民众情绪和公众舆论影响。这种两院制设计显然有助于“防护集体情绪的狂乱”。不仅如此，美国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也不是由民众选举产生，而是由“总统征得参议院同意后任命”。大法官享有任期终身和薪水不得裁减的制度保护，因而可以免受行政权力和民众情绪的双重挤压而保持立场中立，从而可以通过违宪司法审查防止法律不公和民主暴政。然而，这些混合制度设计和运作并不能掩盖美国政体的民主制底色，即多数对政府和少数人的统治；也无法根除各种利益集团基于偏狭私利展开的政治公关和争权夺利。另外，美国民主制对自由的强调，并没有很好地兼顾社会公平(平等)，这使得美国成为现今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历史经验表明，贫富差距所引发的底层群众的怨恨愤懑是滋长民粹主义的最佳温床，也是民主制向僭政转化的有利土壤。因此美国式民主从生机勃勃走向腐败堕落，并最终蜕化为暴民政治或极权统治绝非杞人忧天。 综上可见，僭主政治也好，民主宪政也罢，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最佳政体，而是包含着德性缺失和不义统治的政体形式。汉语学界世纪之交的这场宪政之争，简单粗暴地无限抬高一方，贬抑另一方，无论动机如何良善纯正，都绝非令人激赏的明智之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累积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环境污染、贪腐恶化，等等。这些问题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发展，已在社会上聚集起能量巨大的仇官、仇富、仇视腐败的怨愤情绪，这无疑为民粹主义的生长提供了优良土壤。因此对三权分立、分权制衡的民主宪政过度美化，而对民主制固有缺陷和潜在风险缺少足够的警惕，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自由的法治”和“健康的公义制度”的民族国家，很有可能还未解决权利保障、信念缺失和政制不公等社会问题，反而跌入专制暴政或民主暴政的深渊，这些都是任何一个严肃学者不能不警惕的真相本身，也是本文希冀到达的目标之所在。 作者：高山奎",哲学思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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